坎卦带来的警醒尚在心间萦绕，徽州失守的余波未平，一道自京师而来的暗流，已携着凛冽的寒意，悄然袭向安庆行辕。
这次发难的，并非前线敌酋，亦非朝中宿敌，而是都察院几位素以“风闻奏事”、惯会揣摩上意的御史。
他们联名上了一道措辞刁钻的折子，表面弹劾曾国藩“用人不明，致失徽州重镇，损兵折将，有负圣恩”，实则剑指其“坐拥重兵，专擅东南，徽州之失，恐非力不能及，乃养寇自重之故态复萌”。
更阴险的是，折子中隐隐将李元度之败，与曾国藩之前参劾李元度“刻薄寡恩”之举联系起来，暗示曾氏御下无方，先纵后苛，致将士离心，方有败绩。
这道奏折，如同一支淬了毒的冷箭，时机抓得极准——恰在曾国藩新克安庆、声望正隆却又因徽州之失、劾友之举而处于微妙境地之时。
朝廷对汉臣统帅本就猜忌难消，此折正中下怀，纵不即刻降罪，也足以令咸丰皇帝疑窦再生，若再有朝中敌对势力推波助澜，轻则申饬罚俸，重则掣肘兵权，甚至影响整个“西进攻策”的推行。
消息通过隐秘渠道传至安庆时，曾国藩正在与幕僚商议如何调兵弥补徽州失陷后的皖南漏洞。
闻听此讯，他面色未变，搁下手中的朱笔，只是指节微微泛白。
一股郁怒混杂着冰寒的倦意，自心底升起。
又是这些！战场上的明刀明枪他尚可应对，这来自背后、来自同僚、深谙官场规则与帝王心术的软刀子，却每每让他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与厌憎。
他体内那蟒魂，似乎也感知到了这并非战场煞气，而是一种更黏腻阴毒的恶意，传递来阵阵排斥与烦躁的波动。
蟒性直来直往，弱肉强食，对这种绵里藏针、曲折隐晦的政治攻讦，有着本能的厌恶。
就在曾国藩准备按惯例，亲自拟写辩折，引据事实，剖白心迹，甚至准备以退为进，再次自请处分时，他的学生兼幕僚，李鸿章，却带着一份拟好的文书草稿，求见而来。
“恩师，”李鸿章行礼后，神色从容，甚至带着一丝成竹在胸的沉稳，“京师之事，学生已有耳闻。些许宵小构陷，恩师不必过于劳神。学生不才，已草拟应对之策，请恩师过目。”
曾国藩有些意外，接过那几页纸细看。这不是一份简单的辩折，而是一整套精密的“组合拳”。
首先，是一份以曾国藩名义奏报的、关于徽州失守的“请罪兼详陈战况折”。
折中，曾国藩主动承担“用人失察、督导不力”之责，言辞恳切，痛心疾首，将主要罪责揽于自身，请求朝廷处分。
但紧接着，笔锋一转，以大量确凿的战报、地理信息、敌我兵力对比，详细还原了李元度违令出战、遭伏溃败的经过，铁证如山，不容辩驳。既显担当，又澄清事实。
其次，是几封以不同身份、不同渠道“恰好”递往京师的私信“副本”。
有写给军机处某位与曾国藩并无深交、但素来以“公直”着称的老臣的，信中“无意”谈及皖南地形之复杂、太平军新锐之狡悍，以及湘军分兵多处、捉襟见肘之窘境，为徽州之败提供背景解释。
有写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实则是给左宗棠看）的，信中称赞左在湘整军经武、稳固后方之功，并“忧心”皖南若乱，恐波及湖南，隐然将左宗棠的楚军利益与皖南局势挂钩，无形中争取潜在奥援。
甚至还有一封是以安庆士绅名义写给某位江南籍京官的“万民陈情书”草稿，备而不用，必要时可发动地方舆论，渲染湘军保境安民之苦劳，对冲“养寇”污名。
最后，是一份李鸿章建议曾国藩即刻下达的军令抄件：擢拔在徽州败战中表现英勇、力战负伤的数名中下级军官，厚恤阵亡将士家属，并明确奖惩条例，申明“功必赏，过必罚，法纪森严，正为保全大多数将士之功名性命”。
此令若发，恰与参劾李元度之举形成鲜明对照，表明曾国藩并非“刻薄”，而是执法如山，赏罚分明。
这一套手段，有进有退，有硬有软，有事实有舆情，有自责有反击，更有对朝中各方势力的微妙揣摩与利用。
它避开了与御史在“养寇自重”这等诛心之论上纠缠，而是将议题拉回到具体的战事责任与湘军艰难的客观现实上。同时，又巧妙地将可能的中立者甚至潜在对手，都或多或少地拉入为自己辩护或至少同情的语境中。
曾国藩看完，久久不语。
他抬头看向李鸿章，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年轻门生，此刻脸上并无多少得意，只有一种尽在掌握的平静。
后生可畏！这份对官场规则、人心向背的精准把握，这份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的巧妙手腕，确实是他这个以“拙诚”、“血诚”自诩，习惯直来直去、甚至不惜以硬碰硬的老师，所欠缺，甚至……内心深处有些排斥的。
他感到一种复杂的疏离感。自己身负异禀，手握雄兵，征战沙场，与超自然的敌手、与战场明面的规则抗衡，虽艰险却觉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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