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战看着赵秉文那张写满了“为父不易”的脸，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想逗逗他的冲动。这人一进来就哭诉儿子不成器，那哭得叫一个真情实感，眼泪鼻涕一起下，手帕都湿了两块——也不嫌蒜味儿重。
“赵大人，您刚才说的‘四大祸害’，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听听，我也长长见识。”
赵秉文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像是要把这辈子的郁结都吐出来。他在椅子上坐正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像是要借茶水的温度给自己壮壮胆。
“国公爷，您是不知道啊。京城里这帮纨绔子弟，以前是各玩各的，自从去年凑到一块儿，就成了气候——不对，成了祸害。成国公家的庶子朱耀祖、庆阳伯家的老三孙玉成、工部周侍郎的小儿子周文斌，再加上这个孽障，四个人，号称‘京城四少’——不是‘少爷’的‘少’，是‘少脑子’的‘少’。”
赵天赐在下面小声嘟囔，“爹，我们叫‘京城四杰’……”
“你给我闭嘴！”赵秉文一巴掌拍在椅子扶手上，拍得茶杯都跳了一下，“你们还‘四杰’？你们是‘四害’！跟苍蝇蚊子老鼠蟑螂一个级别的！”
萧战忍着笑，“赵大人，您慢慢说，一个一个来。”
赵秉文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开始一场长篇报告。
“先说那个成国公家的庶子，朱耀祖。这孩子，今年十七了，成国公老来得子，宠得没边儿了。整日游手好闲，痴迷斗蛐蛐，他院子里养了上百只蛐蛐，专门雇了两个人伺候，一个喂食，一个洗笼子，比伺候人还精细。”
萧战挑了挑眉，“斗蛐蛐？这爱好倒是雅致。”
“雅致？”赵秉文的声音拔高了八度，“国公爷，您是没见过他斗蛐蛐的场面。去年八月十五，他在永乐坊的茶楼跟人赌蛐蛐，输了之后耍赖不认账，说对方的蛐蛐吃了兴奋剂——他说‘兴奋剂’这个词是从三娃那学的——作弊。对方不认，他火气上来，一脚把旁边的菜摊给掀了！”
他一拍大腿，拍得啪啪响。“那菜摊是一个老汉的，六十多岁了，就靠卖菜养家糊口。一担青菜、一担豆腐，全撒地上了，青菜被踩得稀烂，豆腐摔成了豆腐渣。老汉扑上去抱着他的腿哭，说‘公子爷，这是小老儿一家的活命钱啊’！”
赵秉文越说越激动，声音都在颤抖。“后来呢？巡街衙役来了，认出是成国公家的人，不敢抓，只能去成国公府报信。成国公派人来赔了二两银子——二两！那一担青菜加一担豆腐，少说也值三钱银子，加上老汉一天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少说也得赔一两。二两算是多的，但那老汉被吓得病了一场，在床
上躺了半个月。成国公知道后，把朱耀祖关在家里禁足了三天，三天！三天就叫惩罚了？”
萧战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赵秉文继续说，越说越来劲，像是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对象，压抑已久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再说那个庆阳伯家的老三，孙玉成。这孩子，性子莽撞憨直，最爱登高胡闹。去年秋天，他趁着城门守军换防，带着几个跟班偷偷爬上了外城城楼——那可是城门楼子！军事重地！他在城楼上追逐打闹，还往下扔石子逗城下的行人。”
萧战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守城兵士发现城楼上有闲散纨绔乱窜，以为有歹人要攻城，立刻整队戒备，弓箭手都上来了，差点闹出大乱子！后来守军头目亲自上楼把人拦下，一问身份是庆阳伯家三郎，气得直跺脚，说‘这要是打仗的时候，你们这样乱闯，老子能把你们当奸细射死’！”
赵秉文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继续说。
“最后呢？守军头目登门通报伯府，还上报了巡城御史。虽无大过，但被斥责‘放肆无状，扰乱城防规矩’。庆阳伯气得把孙玉成的腿都打肿了——这回是真打，不是做样子。但有什么用？过了三天，他又去爬城墙了！这回爬的是内城，被巡逻的禁军逮了个正着。”
萧战端起茶杯，又放下，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第三个，周侍郎的小儿子，周文斌。这个更离谱，年纪最小，才十四岁，但鬼点子最多。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溜去城南书院外面，偷偷把人家的笔墨、书卷藏起来，又往学子座椅下放碎石、粘黏草，等人坐下闹出洋相。有一回，他在书院窗棂上糊泥巴、挂破布，引得一众学子哭笑不得，先生说‘此子顽劣，不可教化’，找上门到周侍郎府告状。”
赵秉文说到这里，忽然压低声音，“国公爷，您猜周侍郎怎么说？”
萧战摇摇头。
“周侍郎说，‘先生，您要是能把犬子教好，下官给您磕三个响头’。您听听，这话说的，多绝望！”
赵天赐在下面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周文斌那次还往先生的茶杯里放了泻药，先生拉了三天肚子……”
“你还敢帮腔！”赵秉文瞪了他一眼。
萧战摆摆手，“赵大人，继续说。”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