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反攻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胜利的欢呼还回荡在饱经战火的城市乡村上空，
一项远比军事进攻更为复杂、更为浩大的工程，已经迫不及待地摆在了胜利者的面前。
被战火反复犁过八遍的广袤土地，云南、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河北、山西，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军事上的光复仅仅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片流尽了血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
如何让数千万饱受苦难的民众重拾生活的希望，
成为摆在兰州联合指挥部，以及各方势力面前一道沉重而紧迫的考题。
战争的创伤是触目惊心的。
铁路线被扒断，桥梁被炸毁，城镇化为废墟，田园荒草丛生。
日军撤退时执行的“焦土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大量工厂设备被破坏或掳走，矿坑被淹没，水利设施失修。
更深处的是人心的创伤，长期的奴化教育、战争的恐怖记忆、以及因物资匮乏而滋生的瘟疫和饥荒阴影。
重建工作千头万绪，但首要任务是稳定秩序，恢复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各战区部队在完成主要歼敌任务后，迅速转入卫戍状态。
以连排为单位的小分队分散到广大乡村和城镇，清剿溃散的日军散兵游勇、潜伏的特务以及趁乱崛起的土匪恶霸。
与此同时，由各方联合组成的“光复区临时管理委员会”开始艰难地运转起来。
粮食，成了最紧要的生命线。
战争和掠夺，使得民间存粮消耗殆尽，饥荒的苗头已在一些地区显现。
兰州总指挥部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光复区民众的口粮。
一条条紧急运输线被建立起来，从相对安稳的西北、四川，通过卡车、骡马甚至人力，将宝贵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
穿着各色军装，但臂膀上都缠着“赈灾”袖章的士兵们，在废墟上设立粥棚，分发救济粮。
这不仅仅是为了活命，更是为了赢得民心，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王师”回来，日子真的有盼头了。
紧随粮食之后的是对瘟疫的防治。
战后的尸体清理、水源净化、卫生防疫成为了又一场无声的战役。
各根据地的医疗队，包括柯明义体系内由欣曦月参与组建和培训的医疗队伍，被大量抽调至光复区。
他们带着简陋的设备和日益成熟的磺胺等药品，奔走于城乡之间，救治伤员，控制疫情，宣传基本的卫生知识。
在许多刚刚光复的县城，第一个挂起牌子的官方机构，往往就是临时医疗站。
在基本稳定了社会秩序和民生底线后，更为艰巨的恢复生产工作拉开了序幕。
这份重任，自然而然地，大部分落在了拥有最强技术实力和组织能力的“东山”体系肩上。
左玉波领导的管理委员会几乎全员超负荷运转，
无数份请求技术支援、设备援助和人员培训的申请，如同雪片般从八个省飞向兰州和太行山。
交通，是经济的血管。
工兵部队和紧急动员的民工成为了重建的主力。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恢复铁路大动脉。
被炸毁的桥梁旁，搭起了临时的浮桥或便桥；
扭曲的铁轨被重新校直或更换；
瘫痪的机车头从废墟里拖出来，
由“东山”派出的技术小组带着当地工人日夜抢修。
当第一列挂满载着粮食和建材的火车，鸣着汽笛，缓慢而坚定地驶过刚刚修复的黄河铁路大桥，
开进河南境内时，沿途聚集的百姓发出了震天的欢呼。
这声汽笛，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宣告：生活，真的要重新开始了。
公路的修复也在同步进行。
利用“东山”提供的《简易道路修筑与养护手册》和标准图纸，各地组织民众，以工代赈，修复被破坏的公路网。
虽然很多路段暂时只能通行骡马和独轮车，但毕竟，道路通了。
恢复农业生产的任务同样紧迫。
春耕不等人。
各根据地派出了大量“生产建设工作队”，深入农村。
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从敌人手中缴获或由后方支援的种子、农具，更重要的是新的农业技术和组织方式。
在河南黄泛区，工作队指导农民排水、洗碱，抢种生长期短的作物；
在湖南，推广更为优良的水稻品种和稻田养鱼技术；
在山西，则着力于修复梯田，推广抗旱作物。
柯明义当初散播出去的农业技术资料，此刻在广袤的光复区找到了最广阔的试验田。
工业的重建则更为复杂，也更能体现“东山”体系的深远布局。
日军撤退时，对无法带走的工矿企业进行了系统性破坏。
面对高炉倾颓、厂房坍塌的废墟，许多本地乡绅和原业主感到绝望。
就在这时，“东山实业”的技术团队到了。
他们没有空谈，直接带着图纸、工具和一支支精干的工程队。
评估、清理、规划、修复，一切都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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