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正阳从录音棚走出来的时候，北京的夜已经深了。
街上的车流稀疏了很多，路灯的光晕在初夏的空气中泛着一层薄薄的雾。他站在录音棚门口的台阶上，深深吸了一口气。三天的配音工作结束了，但那种“把心里的东西拿出来”的感觉还留在胸腔里，像刚打完一场决赛——不是累，是一种被掏空之后又被重新填满的奇特感受。
手机震动了一下。
刘亦菲发来了一张照片——录音棚里的一张乐谱，上面用铅笔密密麻麻标注着指法和弓法。照片下面跟着一行字：“恰空练到第五变奏了，手指真的快断了。”
屈正阳看着那张乐谱，嘴角不自觉地扬起来。他不懂五线谱，但他看得出那些标注的密集程度——每一个音符旁边都写着小字，有些地方画了圈，有些地方打了星号。她在用对待一场重要比赛的态度练这首曲子，只因为他训练的时候会听。
他回复道：“你比我认真。我配音的时候导演说我把情绪‘收’得太紧了。”
消息发出去不到十秒，刘亦菲的语音电话就打过来了。
“收得太紧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带着一点点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专注的好奇。
屈正阳站在路灯下，把今天配音的过程讲给她听——刘震云编剧怎么让他“不要念台词，要说人话”，赵牧导演怎么说他“不是演，就是”，还有录那场父子吵架戏的时候，他的手真的抖了。
“所以你想到你爸爸了？”刘亦菲问。
“想到了。”屈正阳说，“但不是想到具体的某件事，是想到那种感觉——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打球，我也解释不清楚。那种互相理解不了的感觉。”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我也会。”刘亦菲说，声音低了一些，“有时候我妈问我为什么要接某部戏，我说因为剧本好。她说‘好在哪里’。我说了半天，她说‘没听懂’。那种时候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解释不了的，只能做。”
屈正阳握着手机，想起刘亦菲和她母亲的关系。他知道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一个人把她带大，后来又去了美国。母女俩的感情很深，但在职业选择上一直有分歧——母亲希望她过更安稳的生活，但她选择了演戏，后来又选择了在巅峰期去日本学音乐。
“后来呢？”屈正阳问，“你怎么跟你妈妈说的？”
“我不说了。”刘亦菲说，“我把戏拍好，让她看成品。她看完之后就不问了。有时候行动比解释更有用。”
屈正阳想起自己的父亲。屈建国从来没有说过“你别打球了”这种话，但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你打得很好”。父子之间的交流永远停留在最基本的层面——“吃了没”“缺钱吗”“注意身体”。他不确定父亲到底支不支持他打球，也许父亲自己也不确定。
“正阳。”刘亦菲的声音把他拉回来，“你今天配音的时候想的是谁？那个队友受伤的戏。”
“想的东哥。”屈正阳说，“想如果他真的不能再打球了，我会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我不敢想。”屈正阳说，“那种可能性太可怕了。”
刘亦菲在电话那头轻轻“嗯”了一声，没有继续追问。她见过樊振东，在八一队的训练馆里，两个人打过一场练习赛。她知道屈正阳和樊振东之间的关系——不是亲兄弟，但比很多亲兄弟还要亲。
“你今天怎么样？”屈正阳换了个话题，“除了练恰空。”
“拍了一整天的平面广告。”刘亦菲说，“换了八套衣服，站在一个白色的背景板前面，摄影师让我做各种表情——‘笑容再大一点’‘眼神再冷一点’‘头往左偏三度’。拍到下午的时候我的脸已经僵了，笑都笑不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我想起你说过的一句话。”刘亦菲笑了一声，“你说比赛打到第七局的时候，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但球还是要接。靠的不是体能，是一种惯性，一种‘我不能倒下去’的念头。今天下午我就是靠那种惯性撑过来的。”
屈正阳愣了一下。他确实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很久以前了，有一次他和樊振东聊天的时候随口说的。没想到她记住了，还用在了自己的工作里。
“我那句话不是跟你说的。”他说。
“我知道。”刘亦菲的语气里有一点得意，“是你跟东哥说的，我刚好在旁边听见了。”
屈正阳想了想，确实有这件事。那是去年冬天，八一队的训练馆里，他和樊振东刚打完一场队内赛，两个人都累得躺在球台旁边的地板上。樊振东问他：“第七局最后那几分你怎么扛下来的？”他回答：“靠惯性。身体已经没知觉了，但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球来了，接’。就是那种‘我不能倒下去’的惯性。”
那时候刘亦菲坐在训练馆角落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看起来在看书。他以为她没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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