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亦是南明弘光元年的十月，北地的寒风如同从九幽深处席卷而来的利刃，较之往年更早地肆虐于中原大地。风声凄厉，卷起枯黄的落叶与沙尘，仿佛为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奏响哀歌。肃杀的秋意不仅凝结在草木霜华之间，更弥漫在每一个喘息的生命心头——酷烈的战火，随着这阵早来的寒风，再次燎原。
在初步稳定了东部战线后，清军这头磨砺了爪牙的巨兽，终于再次张开了血盆大口。兵分两路，一路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猛扑大顺政权的心脏——西京及陕北重镇延安；另一路则如洪流南下，剑指长江中游的战略枢纽襄阳，意图进一步挤压南明已然逼仄的生存空间。
西线的战况，尤为惨烈，堪称血肉磨盘。
清军西路主力由肃亲王豪格、贝勒尼堪统领，挟新胜之威，军容鼎盛。更令人心悸的是，军中装备了大量由那位“天降奇才”张晓宇改良的火器。旌旗蔽日，刀枪如林，伴随着隆隆炮车与异兽般的新型火器，清军浩荡荡而来，铁蹄踏在干涸的土地上，发出沉闷而令人不安的回响。
面对如此强敌，大顺皇帝、明军虎贲军第八路军统帅李自成，亲自坐镇西京。他身着沉重的甲胄，屹立在西京那饱经风霜的城头，目光如炬，扫视着远方逐渐逼近的尘埃。他的身边，除了忠诚的顺军老营将领，还有两位特殊的人物——前来支援的、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明军四川新编第四军）残部。昔日互为寇仇的“流寇”与“官军”，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摒弃前嫌，携手御侮。李自成与孙、李二将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那力度传递着无需言表的决心：他们面对的是共同且更为凶恶的敌人，华夏存亡，在此一战。
战斗首先在渭水平原和周边的黄土高坡上激烈展开。顺军与大西军的将士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与顽强的斗志。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挖掘了纵横交错的壕沟，构筑起层层叠叠的土木壁垒。当清军的号角响起，顺军骑兵依旧发挥着他们传统的优势，挥舞着雪亮的马刀，在己方老旧火铳稀疏的、如同爆竹般的掩护下，一次次发出震天的呐喊，悍不畏死地冲向清军严整的阵型，试图冲破那令人胆寒的火枪阵列。
步卒们则紧握着手巾的长矛、大刀、狼牙棒，瞪圆了双眼，死死守住城头、隘口。每当清军凭借火力掩护攀爬而上，迎接他们的便是残酷至极的白刃战。刀锋入肉的声音，垂死者的惨嚎，兵刃撞击的锐响，混杂在一起，奏响着冷兵器时代最后的悲壮乐章。
然而，勇气与意志，终究难以完全弥合时代的鸿沟。清军阵列中，那些被张晓宇称为“滑行炮”的早期人力坦克，如同移动的钢铁堡垒，虽然行动迟缓笨拙，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噪音，却为清军提供了稳定的前沿火力点。它们发射的尖头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精准地落入顺军的土木工事中，“轰隆”巨响之后，便是木石飞溅，残肢断臂与泥土混合在一起，刚刚还坚固的壁垒瞬间化为齑粉。
更令人绝望的是来自空中的打击。改良后的“火风筝”如同不祥的鸦群，在风力作用下掠过天空，投下的燃烧弹和开花弹，将顺军阵地化作一片翻腾的火海。浓烟滚滚，烈焰炙烤着空气，许多士兵来不及反应便被吞噬，焦糊的气味令人作呕。
而最如同死神镰刀的，是那些架设在特制木架上的“百发连铳”。它们并非真正的机枪，而是通过复杂机械实现快速连续发射的排枪或多管火铳。操作它们的清军士兵面无表情地装填、发射，硝烟从铳口连绵不断地喷出，形成一道道致命的火网。弹雨如泼水般倾泻，冲锋的顺军骑兵，即使侥幸躲过了炮火，冲近到可以看见敌人面孔的距离，却在这密集的弹幕下成排倒下。战马悲鸣着栽倒，骑士摔落尘埃，鲜血瞬间染红了枯黄的草地和焦黑的土地。
战场上，硝烟弥漫，遮天蔽日，使得秋日的阳光也变得昏暗无比。曾经孕育生命的肥沃田野，如今只剩一片焦黑，散落着破碎的兵器和无法辨认的残骸。村庄化为断壁残垣，兀自冒着缕缕青烟。倒下的将士们的鲜血，浸透了黄土，在夕阳残照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暗沉褐色。伤者的哀嚎与战马的悲鸣此起彼伏，却又很快被更猛烈的爆炸声和如同爆豆般的铳炮声所淹没。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浓重的血腥味以及皮肉、木材烧焦后的糊臭，构成了一幅地狱般的画卷。
李自成站在西京城头，拳头紧握，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最精锐的老营骑兵，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百死余生的兄弟，在付出惨重代价终于冲近敌阵后，却在那如同毒蛇信子般吞吐的连铳火网下，如被割倒的麦秆般纷纷落马。那一刻，他坚毅如山的面容上，笼罩着一层深重得化不开的阴影与痛苦。孙可望与李定国虽奋力作战，凭借出色的战术素养和灵活性，屡次试图侧击清军，甚至在局部取得了一些小胜，但在敌人绝对的火力优势面前，这些努力如同投入洪流的石子，仅激起些许涟漪便消失无踪，而自身的伤亡却在持续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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