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婉凝坐在大学宿舍的飘窗上，看着窗外飘起的细雨，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手腕上那道淡白色的疤痕。雨点敲打着玻璃，发出密密麻麻的声响，像极了她二十多年人生里那些挥之不去的噪音——小学时背后的窃笑，初中时课本上的涂鸦，高中时刻意的孤立，大学时无处不在的糟心事。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心里的火气和委屈像被雨水泡发的海绵，沉甸甸地压得人喘不过气。
“妈的，就没有一个阶段能让我舒心地活吗？”她对着空无一人的宿舍低声咒骂，声音带着哭腔，又夹杂着一股不甘的倔强。抑郁症这个老朋友，像附骨之疽一样缠了她快十年，她以为考上大学、离开那个充满恶意的小圈子就能好起来，可现实却给了她更响亮的一巴掌——生活里的刺，从来不会因为换了个环境就自动消失。
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夏天，是一切噩梦的开始。她至今记得自己被堵在教学楼后的角落里，看着那群女生把她的童话书撕成碎片，笑着说“书呆子就该读破烂”；记得自己的课桌里被塞进死蟑螂时，全班哄堂大笑而老师却视若无睹；记得爸妈拿着被画满丑化画像的作业本质问她“为什么别人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时，她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时候她不懂什么是抑郁症，只知道心里像揣着一块冰，白天融不化，晚上冻得人睡不着，直到那个深夜，她颤抖着拿起美工刀，才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疼痛是有声音的”。
好不容易熬到初中，她以为换了新环境就能重新开始，可孤立像一张无形的网，早就把她牢牢罩住。新班级里总有人在背后议论“那个小学被欺负的女生又来了”，没人愿意和她做同桌，没人愿意和她组队参加活动。她试着讨好别人，主动帮同学抄笔记，把妈妈给的零食分给大家，可换来的却是“假惺惺”“装可怜”的评价。有次运动会她跑八百米摔倒在地，膝盖磕出好大一块血，周围的人要么指指点点，要么笑着走开，没人愿意扶她一把。那天她一瘸一拐地走回家，路上的雨水混着血水，在地上拖出长长的痕迹，像一条绝望的尾巴。
高中本该是专注学习的阶段，可抑郁症已经让她很难集中注意力。课堂上老师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棉花，课本上的字扭曲成奇怪的形状，她常常盯着黑板发呆，回过神来才发现眼泪已经打湿了笔记本。同学们觉得她“性格孤僻”“不合群”，甚至有人传她“精神有问题”。有次她因为失眠在课堂上打瞌睡，被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训斥“烂泥扶不上墙”，底下传来一阵压抑的笑声。她把头埋得很低，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什么偏偏是我？”
最让她窒息的是那句翻来覆去被人提起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每次她鼓起勇气向老师或家长求助，得到的回应总是这句轻飘飘的话。好像她所承受的所有恶意，都有一半是她自己的错；好像那些刻意的针对、无端的欺凌，都是因为她“不够好”“太好欺负”。她想不通，难道被欺负的人还要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变得强大一点”？难道被刀子划伤的人，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躲开”？
“来来来，我打你一耳光，你看响不响！”有次她被逼到绝境，对着指责她“不懂反思”的亲戚歇斯底里地喊出这句话，吓得对方愣住了。可喊完之后她更难过了，因为她知道，这句话改变不了任何事，只会让别人觉得她“果然有问题”“脾气这么差难怪被欺负”。
原以为考上大学就能逃离这一切，可生活的恶意总能换种方式找上门。寝室里那三位班委室友，一边享受着她的帮忙，一边抱怨她“太冷漠”；社团里的学长学姐，总把最琐碎的活儿推给她，美其名曰“锻炼新人”；连辅导员找她谈话，都带着一种“你有抑郁症要多体谅别人”的居高临下。她努力想融入集体，却总像个局外人；她拼命想证明自己和别人一样正常，可抑郁症带来的疲惫和焦虑，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把她打回原形。
有次她因为连续失眠在专业课上走神，被教授点名批评，下课后学习委员室友凑过来说：“婉凝，你怎么回事啊？教授都跟我说了，让我多‘关照’你，你可别影响我们班的平均分。”那语气里的不耐烦和疏离，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她想说“我不是故意的”，想说“我最近真的很难受”，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在别人眼里，她的抑郁症大概只是“矫情”“脆弱”的借口吧。
她常常在深夜里坐在飘窗上，看着楼下车水马龙，问自己：“我到底招谁惹谁了？”她没偷过东西，没害过人，努力读书，孝顺父母，甚至会因为踩死一只蚂蚁而难过半天，可生活好像就是跟她过不去。小学时那些欺负她的人，初中时孤立她的人，高中时议论她的人，大学时忽视她感受的人，他们好像都觉得“欺负夏婉凝没关系”，因为她不会反抗，因为她看起来“好欺负”，因为就算她受了委屈，也不会有人真正站出来为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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