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成为知名律师,是在她28岁那年。
她为一宗“性骚扰反杀案”辩护成功,被媒体称为“冷面玫瑰”,也有同行私下叫她“铁血说客”。她不在乎称呼,她只在意结果。
她接案快、剖案狠,辩护风格极度克制,几乎从不诉诸情绪,只用法条与证据说话。她曾在庭审中当庭指出对方证人串供、逼得对方律师中途换人;也曾让一名涉嫌职务侵占的富二代,当庭被判实刑六年。
她从不接没有胜算的案子,也从不与媒体做私人交情。
那时的她,名利双收,风评极端。有人敬佩她冷静锋利,也有人说她冷血无情。但没有人知道,她每次闭上眼,脑子里都还会回荡一个声音:
“情感,是人类最廉价的消耗品。”
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那个世界。直到那一天。
那天,她手机里弹出一个未接来电,备注是“赵春叔”。
她愣了一下,这个名字她几乎已经忘了。
是她母亲那一支族谱上极远的一个亲戚——小时候只见过一次,在她外婆的丧礼上,那人带着一个小孩,叫她母亲“表姐”。
电话回拨过去,对面声音很低,很急:“小悦,是我,赵春叔,你表哥出事了。”
她沉默了三秒:“什么事?”
“他被人冤枉,说他杀人,但真不是他干的。有人见他跟那女的争执,就说他是嫌疑人。”
“请律师。”她语气平淡,“我不接亲属案子。”
“你不是他直系亲属,法律上可以接。”
李悦蹙眉,正要挂电话,对方忽然补了一句:
“我们凑了三十万,能先给一半。你妈走了后可是我们帮你收拾后事的。”
这句话,像是一柄钝刀,割开她记忆最深处的那层硬壳。
她想起那场丧礼。想起母亲死后,她一个人站在灵堂边上。她并不喜欢那个家庭,但那次,是他们帮她顺利走完了手续。
她没有答应。只是说:“我考虑一下。”
挂断电话的那一刻,她靠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站了很久。
夜色笼罩城市的光晕,远处灯火辉煌。
她记得母亲最后一次回家,是在除夕前的一个夜晚。她没带什么东西,只抱着李悦,坐在村口等公交车,一言不发。大雪落在她们肩上,像多年未说出口的沉默。
“妈,我们去哪?”
母亲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再也不回来。”
那时她不懂“再也不回来”的意思。长大后才知道,那叫逃离。
第二天,还没等她做出决定,老家的亲戚们就像闻到了血的鲨鱼,开始一拨接一拨地打电话来。
“悦儿啊,我是你舅公家的三叔,你还记得不,小时候你妈还抱你来我家吃过饭——这事你不能不帮!你表哥是被人冤枉的,这坐牢了这辈子就毁了!”
“李律师,我是你大姨的女婿,唉,咱不讲别的,都是自己人,出点事,怎么能看着不管?”
“你现在大城市混得好了,就不认人了?你妈在天之灵要知道你这么冷血,得多寒心?”
她坐在办公室里,一边翻案卷,一边听着那头的逼问与施压。那些人的嘴脸仿佛隔着电话伸了出来,油腻、算计、满是强硬的亲情勒索。
有人软话温情:“你小时候来我家过年,我们还给你包过压岁钱——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
也有人露骨威胁:“你要是真不管,那以后咱们宗族里可就记你一笔了。赵家的人,不带你这样的。”
更有人打着“长辈”身份冷笑:“你妈当年教你学规矩,怎么教的?良心不会痛?你以后还想在老家站得住脚?”
表姨带着哀求的语气:“小悦啊,你现在混得这么好,我们都看着呢。你哥要是真有事,咱家怎么抬得起头?你妈泉下有知也不会想看见这事吧……”
她冷冷挂断了好几个电话,电话那头立即有人给她事务所的助理打电话、留言。
她母亲当年离开家乡,是因为那种压迫性的宗族网络让她无法呼吸。
她理解母亲。甚至有些年,她庆幸自己也早早断了这层血脉联结。可这次,这些“联结”却如同毒藤,在她事业顶峰时再度蔓延过来,勒住了她的咽喉。
更令人反感的是,并非所有亲戚都是真的“担忧”。
她看着手机里微信群,有几个“宗族长辈”在群里发语音,说:“那丫头现在是大律师了,办个案子还不简单,咱们集点钱,她还敢不接?”
又有人回:“她那风评不就靠一个性骚扰案炒起来的?靠嘴吃饭而已,这还端起架子了?”
还有人直接说:“我听说她以前谈个男朋友都要查人家户口簿,这种人啊,精得很。”话里话外都是她想要多收钱。
她看着那些聊天记录,手指发凉。
在他们眼里,她不是人,是工具——能挣脸面的工具、能打赢官司的工具、能被祭出来高谈阔论的工具。
她想起母亲去世那年她回到老家,邻居当着一桌人笑着对她说:“你长这么好看,以后找个有钱男人就行了,别跟你妈似的倔。”那时她才刚实习。她原本以为,那种目光她已经不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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