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十三岁时，为自己辩护了一次。
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清白”也需要技巧。
事情不大。数学小测，她考了全班第二，第一名是张嘉铭，成绩常年领先，父母是医生，老师对他几乎有“溺爱”式的偏袒。
试卷发下来不久，就有人在教室角落嘀咕：
“李悦这题，和张嘉铭写的一模一样。”
“她前天不是请假吗？怎么知道这题型？”
“那几道选择题连错顺序都一样……”
传言像潮水一样涨起来。没有明说作弊，却又处处指向她。
老师把她叫去办公室，摊开两份试卷放在面前。
“李悦，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她没有急着否认。只是拿起自己的那份卷子，缓缓翻了几页，然后把卷子推回去。
“老师，我只解释一点。您可以翻到第七题。”
老师照做。
“嘉铭用的是第一种解法，传统列式，我用的是几何法，分割面积。我用了比他多三行的证明逻辑。”
她顿了顿，语调冷静：“如果我是抄他的，为什么不用更快更简单的方式？”
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又翻了几页。她不急，站在一旁，看着老师皱眉、比对、思索。
“我们两个思维路径完全不同。”她平静道，“答案一样，只能说明我们都做对了。”
最后老师轻轻点头，说：“行了，你回去吧。”
李悦走出办公室时，听见老师拨通电话：“嘉铭，你来一趟。”
那一刻她没有高兴。只是低头看了眼手指，发现指甲陷进掌心的地方，已经发红。
她在学校第一次感受到：“不是对的人才需要辩护，而是被误会的人必须学会辩护。”
初中三年，李悦很少和人建立真正的友谊。
她有一个“固定搭子”叫沈漫，活泼、外向，嘴甜，总能和老师打成一片。两人组队做辩论练习时，老师常夸李悦逻辑好、表达准，但又补上一句：“可惜太锋利了，要学会柔和一点。”
而沈漫会笑着接话：“她刀锋是直线，我是圆角。我们互补。”
李悦看着她，微微一笑，却始终没有说谢谢。
有一次沈漫问她：“你从不说‘谢谢’‘对不起’这种词吗？”
李悦停顿了几秒。
“在我家里，说这类词是承认你没掌控好局面。”
“所以你家是法庭？”
“差不多。”李悦答。
沈漫没再问。
后来两人因为某次比赛成绩分歧，渐渐疏远。
李悦不觉得遗憾。她早就习惯了所有关系都像合同，彼此对等时才存在，一旦不再对等，就终止。
朋友这种身份太含糊，不如“合作人”清晰。
十五岁那年，李悦家中第一次发生“事故”。
母亲因为批评学校管理方式，遭到学生家长联合举报，说她“教学方式粗暴”“存在情绪压迫”，教育局开始调查。
母亲当时并未主动解释，而是选择了“沉默抗议”——她不再主动请课，不再出席会议。
当舆论发酵到某个极限时，她终于爆发。
“学校不是监狱，学生不是玻璃花瓶。该说的我都说过了，不后悔。”
那天晚上，她喝了酒。
家里空荡，只有她坐在书桌前，一边翻着文件，一边低声说：
“你以后别学我，太硬了不好。”
李悦默默站在她身后，望着那道曾无比坚定的背影，忽然生出一点悲悯。
第二天，她主动找到了一个记者，提供了母亲过往学生的“感谢信”、成绩资料、以及一份教案笔记。
几天后，一篇名为《严师，非恶人》的文章登上了本地公众号，引发关注。
风向开始改变。
而她母亲在看见那篇文章时，只说了一句：
“多亏你了。”
李悦点点头。
她终于意识到：“如果不能改变规则，就利用规则。”
如果语言能保护别人，就也能保护自己。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真正下决心：要做刑辩律师。要站在那些最复杂、最混乱的战场上，用言辞将真相剥开，哪怕真相是令人厌恶的。
哪怕，自己会因此成为被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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