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清朝这种毁文化的统治时期，识字率只有百分之一，其他大多数朝代其实文化教育的水平要高得多。即使上不起学，老百姓生活中的常用字还是可以认识的，不至于到目不识丁的地步。不然古代的那些文化小说也不可能流传甚广。
不是人人都识字，但“识字者”从未稀有。很多人一提到古代，就下意识觉得“全民文盲”，仿佛除了士大夫，其他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事实恰恰相反：虽然识字率确实不高，但“实用识字”并不少见。
宋代江南地区，许多农家子弟能写“租约”、“契约”、“姓名”；
明代中后期，地方衙门的“书会”（代写文书的人）数量极多，说明需求广泛；
文书契约、户籍造册、田亩登簿都需要“识字”农人配合。
真实古代社会，是“高阶读书人稀有，但基本识字能力比你想象广泛得多”。
科举制度推动了“全民识字”风潮。从隋唐确立科举制起，“读书识字”就不再是贵族专属，而是“寒门跃升”的唯一通道。
为了让家族中出一个秀才、举人、进士，无数家庭倾尽所有送子入学。
唐代后期，私塾逐渐普及；
宋代“义学”兴起，由国家出资教育平民；
明代“童生考试”引发基层读书热潮；
有了科举制度，“识字”从“贵族炫耀品”变成“农户必争之路”，哪怕只会写“八股句”，也是家庭荣耀。
乡村私塾是广泛存在的基层文教系统。古代并不是只有大城市才有书院，乡下也有许多“私塾”，承担启蒙教育。
教书先生往往住在村里，开设三到五人小班；
教材常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学习目标就是“识字”、“背经”、“写字”；
教学内容分三阶段：识字、背文、练笔；
《三字经》开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乡下娃一遍一遍地背。虽然不一定能写策论文章，但基本“读写姓名+账目+问候词”，完全不难。
即便是佃农家庭，也常常攒钱供儿子读两三年书——“会写名，会记账”就是社会竞争力。
契约、账本、碑刻证明“识字人”无处不在。很多历史遗物可以反驳“古人全是文盲”的偏见。
墓志铭、祠堂碑、家训石刻：内容规范，说明有识字人整理；
地契、租约：明清大量保存，措辞准确、印章工整；
商业账册：清代商帮如晋商、徽商账本密密麻麻，多为民间抄写；
地方案卷：民事案件中，原告、被告、证人往往都能签名或识笔供；
比如明代徽州，因商业发达，民间大量自制契约、账本，许多茶农、木商、盐贩都有基本识字能力。
这些不是“官员”或“士人”的行为，而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商人、农户的文化日常。
女性识字率虽低，但也不“全盲”。古代确实以男性为主接受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都是文盲”。
唐代已有女性诗人，如薛涛、鱼玄机；
宋代女子“闺塾”出现，贵族女子常接受书画教育；
明清江南富裕人家，女子读《女训》《列女传》；
清末出现“女学堂”，大量女子进入学堂接受正规识字教育；
即使在更早的农家，也有母亲“教儿识字”，靠的是对《三字经》《百家姓》的熟读记忆。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林黛玉、史湘云，都是典型“家教良好”的识字女子。这并非虚构，而是“上层女性识字”在当时已然存在。
古代宗族组织对文化有天然依赖：
修族谱需要“懂字之人”；
拟乡约、立宗规，也需“识文断字”；
村社祭祖需写祭文、族规、文告；
宗祠刻石，需要书写与编辑人才；
有了“文书的需求”，必然催生“识字的人”。族中如有人能书写，就能享有一定地位。
宋元以降，许多家族设“家学”“家塾”，就是为了内部培养文书人才，哪怕不是去考科举，也能做族中账房、书手、庙祝等职。
你穿越回去若真识字，可能立刻就被族长请去“写条子、记家谱”。
城市识字率显着高，文书行业高度分化。大城市如长安、洛阳、汴梁、苏州、扬州，文化气息浓厚，识字人更集中，出现了大量“以文为业”的职业。
书会：专职写状、写信、代笔；
帐房：店铺必备，有算账、记账、写收据之责；
书肆：买书、租书、抄书、刻印的文化商业；
文案吏：衙门中的笔帖式，专管书写；
清代苏州一个“书会”一日能接百单写状任务，有时排队写信、写诉状要排半天，说明民间识字、用字需求极大。
你穿越去这些地方混口饭吃，“能识字”就是找工作敲门砖。
宋代活字印刷普及后，民间出现了大量廉价读物，如：
小学读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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