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海在刑场的枪声中化作一捧黄土，其妻被遣送原籍的凄凉背影也消失在后海胡同的尽头。
四合院里关于这对夫妇的议论，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短暂的喧嚣后迅速归于沉寂。生活的洪流裹挟着每个人向前，无论是秦淮茹负重前行的坚韧，还是贾张氏战战兢兢的沉默，亦或是其他住户在时代浪潮中的浮沉。
而在这片沉寂中，一个曾与易中海一同被放逐的身影，带着满身风尘和刻骨的恐惧，悄然回到了这座他既熟悉又陌生的院落。
刘海中的提前归来，在四合院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与易中海被押解回京时的轰动不同，刘海中的回归低调得近乎无声。
他是被一辆沾满泥泞的旧吉普车送回来的，没有欢迎，没有问候。当他拎着一个破旧的、打着补丁的帆布行李包，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院门时，整个人如同脱了水的枯草，又黑又瘦，脸上刻满了西北风沙的粗粝痕迹和难以掩饰的疲惫惊惶。
那双曾经闪烁着精明算计和勃勃野心的眼睛，此刻浑浊而空洞，看人时总是习惯性地快速扫过，然后迅速垂下眼帘，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警惕和畏缩。
“爸！” 他的大儿子刘光福（已顶替他进了厂）和二儿子刘光天（还在上学）闻声跑出来，看到父亲的模样，都愣住了，脸上交织着惊愕、心疼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陌生感。刘海中的老伴更是眼泪瞬间就下来了，扑上去抓住丈夫的胳膊，哽咽着说不出话。
刘海中只是疲惫地点点头，声音沙哑干涩：“回来了…都…都进屋吧。” 他挣脱老伴的手，几乎是逃也似的钻进自己那间熟悉的屋子，仿佛外面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赶。
接下来的日子，刘海中彻底变了个人。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背着手在院里溜达，对邻居家的事指手画脚，或者端着搪瓷缸子高谈阔论“国家大事”、“革命形势”。
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里，要么对着墙壁发呆，要么就是默默地修补一些家里坏掉的桌椅板凳，动作迟缓而专注。
邻居们偶尔在院里碰到他，客气地打招呼：“老刘，回来啦？身体还好吧？” 他也只是含糊地“嗯”一声，点点头，便匆匆走开，绝不多说一个字。
他对家人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甚至带着一丝讨好的意味。吃饭时，哪怕碗里只有几片菜叶，他也会先看看老伴和儿子的脸色，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夹一点。
在家里走动，脚步都放得极轻，生怕弄出一点动静。看到儿子刘光福下班回来脸色不好，他也不敢问是不是在厂里受了气，只会默默地倒杯水递过去。
最大的禁忌：东跨院。而最显着的变化，是他对何雨昂居住的东跨院的态度。那扇通往东跨院的月亮门，在刘海中眼中，仿佛成了地狱的入口。他严厉地警告自己的两个儿子和老伴：
“都给我记住了！东跨院那边，谁也不准去！绕着走！看见何家老大…不，看见何家的人，都给我低头！问好！不许乱看！更不许乱说话！”
他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恐惧和严厉，甚至有一丝歇斯底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但凡需要经过东跨院附近，要么绕一个大圈，要么就低着头，脚步飞快，目不斜视地冲过去，仿佛多停留一秒，就会引来灭顶之灾。
易中海被举报、被抓捕、被公审、最后被枪决的整个过程，如同最恐怖的噩梦，日夜纠缠着刘海中。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易中海的下场，固然是其罪有应得，但点燃那根导火索的，恰恰是他刘海中的举报！他亲手把昔日的邻居送上了断头台！
这份认知，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内心。他更清楚，周正国当初能雷霆手段处置易中海，根本原因是为了向何雨昂示好！
何雨昂那看似平静无波的目光背后，蕴藏着怎样可怕的能量？刘海中心知肚明。在西北农场，他见识过权力的无情和时代的残酷，也彻底认清了自己在这盘大棋中蝼蚁般的地位。
他举报易中海是为了自保和立功，但结果却让他更加恐惧。他害怕何雨昂的报复，害怕周正国的清算，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碾碎的“易中海”。
因此，他选择了最安全的方式——彻底龟缩，将东跨院视为绝对的禁区，将对何雨昂的敬畏和恐惧刻进骨子里。他不再是那个野心勃勃的刘组长，而是一只被彻底拔掉了爪牙、惊魂未定的归巢老鸟。
易中海的死和刘海中归来的惊惧，并未在何雨昂的心湖中激起任何涟漪。深渊的意志，早已超越了这种凡俗的恩怨与恐惧。然而，另一股来自万里之外的、持续而温热的细流，却悄然渗透着他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心防。
自亚历山大那个月夜冒险来访之后，何雨昂总能从各种意想不到、却绝对安全的渠道，收到关于亚历山大的“问候”。
有时，是一封没有署名、字迹潦草、用特殊密写药水写在普通家信背面的简短讯息。内容可能只是一句没头没尾的谚语（“西伯利亚的狼群在春天也会停下脚步，只为等待冰河下洄游的鱼”），或者一个天气符号（画着一朵被风吹散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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