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历史的浩渺烟云中，古蜀之地宛如一颗神秘而璀璨的星辰，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其行政区域的划分，恰似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变迁与动人故事。那些曾归属于古蜀的土地，在历史长河的波涛中辗转起伏、离合聚散，承载着厚重深沉的历史记忆，静静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传奇。
西康东隅：重归古蜀怀抱
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片区域见证了西康省的兴衰荣辱，最终又回归到与古蜀文化紧密相连的温暖怀抱。西康省，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仅短暂存在16年的省级行政区划，前身为清朝末期设立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它所辖地主要涵盖如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多为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地带。西康省名中的“康”源自藏族传统聚居区“藏地三部”中的“康”（“喀木”），“西”则表明其地处西陲。1939年正式成立时，西康省分康、宁、雅三属，下辖46个县、3个设治局，总面积53.5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万，但金沙江以西13县当时由西藏噶厦政府实际控制，局势复杂。
回溯历史，1906年清政府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为筹建行省奠定基础；1911年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奏请建立西康省，却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搁置。此后，这片土地的行政建制屡经变化：1913年设川边经略使，1914年改川边特别行政区，1925年设西康屯垦使，1934年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直至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才正式成立，省会康定，刘文辉任省主席。在西康省存在的十余年里，它作为内地进藏的咽喉要道，肩负着重要的军事与战略使命，是连接内地与边疆的关键纽带。
但随着时代发展，西康省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一方面，清末以来中国领土主权重归统一，其边疆国防使命减弱；另一方面，西康省人口稀少（1953年约338.11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仅7人），经济基础薄弱，工业空白，农业落后，单独设省的行政成本反而加重了当地负担。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撤销西康省，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一调整让与古蜀文化渊源深厚的金沙江以东地区回归四川，古蜀农耕技艺、青铜技术与四川本土文化再次交融，续写了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遵义遗韵：巴蜀与贵州的纽带
遵义，这座如今隶属于贵州的城市，在历史长河中与古蜀、巴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遵义市位于贵州省北部，北纬27°8′至29°13′、东经105°36′至108°13′之间，东接铜仁、黔东南，南连贵阳、毕节，西临四川泸州，北靠重庆，是黔渝合作的桥头堡，也是黔、川、渝三省市接合部中心城市，全市总面积平方千米，占贵州省总面积的17.46％，为贵州第二大城市。
唐朝以前，遵义在贵州行政版图中辗转不定，自唐朝起与四川的联系日益紧密。宋朝时，遵义与古蜀同属川峡四路之一的夔州路，彼时遵义街头已弥漫着巴蜀烟火气，方言、饮食深受川蜀影响。川蜀的商业贸易沿长江水系、陆路通道延伸至遵义，蜀锦、川茶流入，遵义山货、药材经此销往川蜀，经济文化往来频繁。
明朝时，遵义正式划归四川省，四川的方言、习俗、建筑风格在此生根：飞檐斗拱间可见川派建筑的灵动，小吃摊弥漫着川味的热辣鲜香。明朝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促使大量巴蜀移民涌入，带来先进农耕与手工业技术，形成了兼具巴蜀基因的“黔北文化”。
雍正年间，贵州总督鄂尔泰奏请将遵义及正安、绥阳、仁怀、桐梓等五州划归贵州，作为交换，贵州将永宁县划给四川。当时四川人编出顺口溜“四川人生得憨，遵义换龙安”，调侃这一行政调整带来的不舍。尽管行政区划改变，遵义与巴蜀的文化纽带从未断裂：遵义人对辣椒的热爱与巴蜀如出一辙，花灯戏等民间艺术保留着巴蜀元素，方言中仍透着浓浓的川音，成为历史长河中文化交融的温暖印记。
汉中溯源：古蜀北大门的变迁
汉中，位于秦巴山间，是连接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汉中市地处陕西省西南部，北靠秦岭，南倚米仓山，中为汉江上游谷地平坝，东经105°29′14″—108°16′49″、北纬32°08′52″—33°52′46″之间，辖区面积平方千米，山地占75.2%，丘陵占14.6%，平坝占10.2%。汉中盆地东西长约116千米，是汉江冲积形成的肥沃平原，孕育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夏至西周，汉中市内有褒国，先后属梁州、雍州；春秋战国时为南郑地，分属巴蜀、秦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始置汉中郡，正式纳入中原行政区划。东汉初郡治迁南郑，东汉末张鲁割据时改为汉宁郡，推行设立义舍、传播五斗米道等政策；建安年间，曹操、刘备先后占据汉中，仍设汉中郡。三国魏景元四年（263）魏灭蜀，分梁、益二州，梁州治于南郑；南北朝时，汉中先后属刘宋、北魏等政权，内设梁州、兴州、洋州，置70多个侨县，文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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