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南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与国家建设战略重心的调整，1960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从重庆迁至成都，开启了一段承载着新使命与新挑战的奋斗征程。此次迁徙并非简单的地理转移，而是基于对西南地区长远发展的全盘考量——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核心，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优越的区位条件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适宜统筹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
这一时期，西南局领导集体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形成了以李井泉为第一书记，李大章、廖志高、阎红彦、廖井丹、程子华、张国华等干部协同合作的领导架构。在成都宽敞的办公院落里，悬挂着巨幅的西南地区地图，上面布满了红圈、箭头与密密麻麻的标注，记录着决策者们对这片土地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每天清晨，领导干部们围坐在会议桌前，讨论声此起彼伏，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选址论证，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前期规划；从川藏公路的改扩建方案，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计划，每一项决策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与对人民的责任。
彼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家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西南地区因其战略纵深优势，成为工业布局的关键区域。1964年，一场改变西南工业格局的重要会议在攀枝花仁和区大田镇召开。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与西南局书记阎红彦牵头，组织专家、学者和地方干部，深入研讨攀枝花工业区的建设蓝图。为了确定最佳厂址，李井泉多次带领工作组翻山越岭，在金沙江畔的荒山中实地勘察。面对“这里是否具备建设大型钢铁基地条件”的质疑，他坚定地表示：“再难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攀枝花的钢铁，关系着国家的战略安全！”
在李井泉的推动下，数万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攀枝花。他们住草棚、睡石板，在“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的艰苦条件下，用铁锤、钢钎一点点凿开坚硬的山体。廖志高则在后方积极协调农业生产，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保障建设大军的粮食供应。经过数年奋战，一座“象牙微雕钢城”在不毛之地拔地而起，攀枝花钢铁厂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重工业的空白，更成为三线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与此同时，映秀湾电厂、龚嘴电站等重点能源项目也相继开工，推土机的轰鸣声响彻川西平原，工人们肩挑背扛，用汗水浇筑起西南工业的脊梁。
在文化教育领域，廖井丹充分发挥宣传文化工作的引领作用。他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三线建设现场、少数民族村寨采风，将川剧、曲艺等传统艺术与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相结合，创作出《红岩》川剧版、话剧《金沙江畔》等经典剧目。这些作品在西南各地巡回演出，场场爆满，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又激发了人们投身建设的热情。此外，西南局大力推动图书馆、文化馆建设，成都街头的新华书店常常挤满求知若渴的群众；在凉山、甘孜等少数民族地区，新建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双语教学的推广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朗朗读书声回荡在青山之间。
民族团结工作同样是西南局在成都时期的重点。张国华等干部深入西藏、四川藏区等地，严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康巴高原上，工作组帮助藏族群众发展畜牧业，引进先进养殖技术；在云南边境，通过建立民族贸易合作社，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和谐稳定。一系列举措不仅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维护了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七、动荡岁月，艰难坚守
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波折。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中共中央西南局也未能幸免。李井泉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遭到残酷批斗，被污蔑为“走资派”。在批斗会上，他尽管身心遭受极大摧残，却依然据理力争：“我问心无愧，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南的老百姓！”廖志高、廖井丹等领导干部同样被错误批判，西南局的办公场所遭到冲击，大量文件资料被损毁，许多重要决策被迫中断。
但西南地区的干部群众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与坚定的信念。在攀枝花钢铁厂，工人们自发组成护厂队，日夜守护高炉，确保生产不停；在四川盆地的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冒着风险，在秘密开辟的试验田里继续开展育种实验；在地质勘探队，队员们依然坚守在深山，为寻找矿产资源默默奉献。尽管外部环境动荡不安，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项目仍在艰难推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筹备工作在隐蔽状态下持续进行，成昆铁路的建设者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崇山峻岭间凿出了“奇迹之路”。
这些坚守者中，有一位普通的铁路工人老张。他在成昆铁路建设中负责爆破作业，“文革”期间，工程指挥系统陷入混乱，但他和工友们约定：“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把铁路修通！”在物资短缺时，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山凿石；在面临山体滑坡危险时，他们以血肉之躯守护施工现场。正是无数像老张这样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西南地区发展的希望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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