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合上的轻响，让楚言猛地回过神来。
他望着空荡荡的门口，心里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懊悔——刚才怎么就忘了问她早餐喜欢吃什么？
是偏爱甜口的粥品，还是喜欢西式的三明治？哪怕只是知道她是否喝牛奶，也好过现在这样，对着空气猜测她的喜好。
楚言下意识地摸出手机，屏幕亮起时，一张照片赫然映入眼帘。
那是刚才林观潮沿着旋转楼梯走下来时，他几乎是凭着本能按下快门偷拍到的画面。
晨光透过落地窗，在她浅杏色的运动装上流淌，高马尾在空中划出轻盈的弧度，她的侧脸沐浴在光里，鼻梁的线条柔和却清晰，唇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整个人被金色的光晕包裹着，鲜活得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屏幕里走出来，带着草木清香的风会随之漫进房间。
楚言的心脏又开始不受控制地怦怦直跳，指尖在屏幕上反复摩挲着照片里她的身影，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一向自诩冷静理智的他，竟然会做出“偷拍”这种近乎无礼和违背原则的的举动。
可看着照片里的人，心底那点因失礼而生的愧疚，很快就被更汹涌的悸动淹没了，只剩下满溢的、连自己都无法解释的雀跃。
在外人看来，楚言是典型的温润君子，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在顶尖大学的物理系任教，年纪轻轻就发表了数篇有分量的论文，独立主持着国家级的物理实验室。
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良好的教养。
学生们私下里叫他“楚玉”，说他温润如玉；同事们提起他，也总赞他谦和有礼，是学术界难得的“清流”。
可只有楚言自己知道，那层温和的外壳下，藏着怎样冷漠而疏离的内里。
他有轻微的生理洁癖，不喜欢与人有任何肢体接触，连社交礼仪中的握手都觉得勉强。
更严重的，是心理上的疏离，他对周遭的人和事总是习惯性地保持距离，内心对虚伪的社交嗤之以鼻，觉得大多数人际交往都像精密计算后的表演，虚伪得让他生理性不适。
这种深入骨髓的疏离感，一半来自天性里对纯粹的执拗，一半则源于被严格规训的成长环境。
楚言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母亲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研究古典文学，尤其痴迷《诗经》与魏晋风骨，学识渊博，却也极度强势。
从他记事起，母亲就给他规划好了人生的每一步——学什么乐器，读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甚至连交朋友都要经过她的“审核”。
大学选专业时，即便他对物理表现出惊人的天赋，母亲也坚持让他先修古典文献作为第二学位，美其名曰“文理兼修，方为完人”。
她总说“妈妈是为你好”，可那份“好”却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他牢牢困住。
母亲对他的要求近乎严苛，餐桌上的坐姿、说话的语气、甚至走路的姿态，都要符合她心中“学者”的标准。
他记得小时候不小心打翻了牛奶，母亲没有责备，只是用一种失望又冰冷的眼神看着他，直到他哭着把地板擦干净，背诵完一篇古文才肯罢休。
久而久之，楚言的“温润”成了一种条件反射。遇见长辈弯腰问好，收到批评点头致歉，哪怕心里翻涌着滔天巨浪，脸上也能维持着波澜不惊的微笑。
这种表演式的礼貌像一层茧，保护着他不被母亲的严苛刺伤，却也隔绝了他与世界的真实连接。
他永远把真实的情绪死死摁在心底——包括青春期对异性的懵懂好感，都被母亲一句“早恋是最没出息的事”掐灭在萌芽状态。
这种长期压抑的成长环境，像慢火熬汤一样，慢慢熬出了他对女性、婚姻、家庭，甚至是最本能的性冲动的矛盾心态——既隐秘地向往，又本能地回避。
他渴望亲密，又怕被束缚；想靠近温暖，又怕被灼伤。
前几年，母亲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认识了一位定居国外的汉学家，很快就决定随他移居。
临走前，她塞给楚言一本线装的《论语》，只说了句“好自为之”。
看着母亲登上飞机的背影，楚言站在喧嚣的机场大厅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的自由。
可是，那份自由带来的不是预想中的轻松，而是巨大的空落——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的世界里，除了实验室的仪器、堆积如山的论文和公式，竟然空无一人。
实验室的深夜永远亮着灯，论文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与那些冰冷的公式和数据打交道时，他才觉得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身边不是秃顶的教授就是青涩的学生，女性寥寥无几。
偶尔有同事介绍相亲，对方一开口就问“房子多大”“年薪多少”“什么时候能评上正教授”，那种赤裸的功利让他生理性不适。
他不是不想找伴侣，只是厌恶这种像买菜一样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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