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元月10日晚，奉天大帅府老虎厅
在飘忽不定的灯光下，张学良静静地坐在窗前的桌子旁，双手枕在脑后，靠在椅背上，脑中却是一团纷繁复杂的思绪，交错成万般纠结，让他无法平静。
去年6月4日那一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早早起床，登上了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了望。5时23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经过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桥时，一声巨响，伴随着撕裂的钢铁和飞扬的烟尘，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只剩底盘，陪伴他的吴俊升与其他人也在瞬间化为血肉模糊的惨状。
张学良想起父亲遇难的一天，他心中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父亲走时，他未能在父亲身边，无法为他送上最后的告别。此时他心中充满了无法抑制的愤怒和悲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在他心中扎根，令他难以释怀。
他低下头，眉头紧锁，听着椅子发出的吱吱声，唯有这微弱的声响提醒着他，屋子里仍有人。他打开窗户，抬头望向星空，脸上浮现出一丝若有所思的表情，似乎在默默地思索着过去的种种。
1924年，直奉大战期间，冯玉祥转而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段祺瑞的临时政府。在这背后，李大钊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如果仅仅如此，父亲对李大钊的怨恨尚不足以形成根深蒂固的仇恨。张学良心中明白，李大钊等革命者主要是以宣传为主，他们手中无兵无权，靠着舌战与笔战，父亲却以为他们为心腹大患。
然而，自1925年底吴佩孚与父亲的联合，以及郭松龄和冯玉祥的相继倒戈，给父亲造成了沉重打击，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局势。郭松龄作为父亲的心腹与冯玉祥达成反奉密约，企图从内部削弱父亲的权力，这无疑让父亲心生戾气。
“反奉事件”使奉系走向衰落，奉军遭受重创，东北的金融与经济也随之由盛转衰。张学良深知，李大钊与郭松龄、冯玉祥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如今东北的局势更是岌岌可危。他无法不去思考，若东北易帜，会不会再失去几位如郭松龄一般的恩师，或是像李大钊这样的中共领袖？
1927年春，北洋政府已经岌岌可危。张作霖虽然占据大片北方地区，然而面临如燎原般的革命浪潮，父亲的慌乱可见一斑。他开始想要自保，或许与蒋司令进行联盟成为了他的一种选择。
张学良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窗户，他想起日、英、法等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加紧对父亲的干预，企图挑动父亲仇视第三国际，阻碍共字号在中国的发展。当初父亲或许意识到，李大钊在北方的影响力极为深厚，他能够直接与第三国际及苏联政府联系，一旦东北失守，父亲必定人头不保。
李大钊的真实身份成为了父亲心中的隐忧。他既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又是国字号的北方领导人，参与了多次颠覆北洋政府的活动。父亲并非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是希望在政治上与蒋司令团结，利用“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概念，为自己争取生存的空间。
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京师警厅派出300余人偷袭了苏联使馆，抓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多位革命志士，这个举动更将父亲推上了风口浪尖。父亲从被抓的人身上获得了诸多情报，了解到李大钊曾在直奉战争中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
李大钊被捕后，社会各界的反响强烈，许多人都出面力保他。父亲在犹豫不决之际，向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人发电报询问意见。只有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他人各有不同的看法。
张学良作为父亲的儿子，在电报中劝诫父亲千万不要杀害李大钊，凡事从长计议。然而，蒋司令此时也向父亲发来了密电，声称主张将共字号处决，以免后患。
蒋介石的想法有些简单。他父亲并不畏惧蒋司令，因父亲实力与其不相上下，父亲绝不会直接听命于蒋的命令。作为东北的霸主，父亲绝不会任人宰割。
于是，父亲在权衡之下，最终选择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他表面上听从蒋介石的意见，杀害李大钊，实际上却是为自己争取了更多的空间，打击了国共两党的地下力量，削弱了苏联在中国的势力，甚至可能与蒋司令形成短暂的联盟。
要不是蒋司令或派亲信一次次地软硬兼施，父亲还不至于视为李大钊为眼中钉，肉中刺。达到恨之入骨，不顾一切地杀害李大钊。
杀害了李大钊，也给了共字号以致命性打击。我当初一而再再而三坚持不要杀李大钊，然而父亲骂我夫人之心，难成大器，还是决定杀李大钊，他认为社会上的舆论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大不了我们父子退到关外，一拍两散。
然而，当迟到的张学良回去再劝，李大钊已经被粗鲁的父亲绞杀了。
张学良一时陷入深深的沉思当中,想起父亲的执拗、固执，轻轻地叹了口气，再陷入了新一轮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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