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国的文化人，尤其是做文化教育的人，谁不崇尚孔子的儒教呢？”王怀兰微微一笑，眼神中透出一丝坚定。
“但有一人，鲁迅。”王至诚淡淡地回应，目光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
不久前，蒋司令在南京建立国字号反动政府后，急匆匆赶往山东曲阜“祭孔朝圣”，在所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布告》中宣称孔丘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
随着蒋司令的再次鼓吹，各地的孔孟余孽开始死灰复燃，纷纷倾巢而出。
“鲁迅听到蒋司令‘祭孔朝圣’的消息后，目睹孔孟余孽得意忘形的样子，心中不免感慨。”王至诚继续说道，似乎在回忆那段充满动荡的岁月。
“北伐战争前，鲁迅曾赞赏并寄望于浙江老乡蒋司令，甚至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旗帜鲜明地力挺国字号，说过蒋司令若打到北京，老乡们可以沾光。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看清了蒋司令的真实面目，拿起笔，猛烈抨击国字号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同时揭穿了蒋司令‘尊孔复古’的阴谋。”
王怀兰皱眉，若有所思：“鲁迅在《而已集·＜尘影＞题辞》中深刻指出：‘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如果拉出来的是好的呢？”王怀兰继续追问，目光如炬。
王至诚摸着脑袋，陷入沉思：“我……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王怀兰微微一笑，语气中透出一丝热忱。“鲁迅先生只是做了一个最坏的假设‘如果’。如果我们反向推理：如果把孔子礼教拉出来的，是好的，那就是革命，进步，以后恐怕就是进步的时代了。能把这些好的拉出来的，就不是中国顽固派的复古，而是中国革命派的求新。”
“这不是鲁迅想说的。”王至诚否定道，“鲁迅十分关注各地报纸披露的有关孔孟余孽活动的材料，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引用了别人汇寄给《语丝》的资料，并亲自收集了相关信息，略加按语，辛辣地嘲讽了上海、曲阜、香港的一批孔孟余孽。”
“上海是蒋司令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的策源地，曲阜是孔子‘圣裔’的老窝，香港则是‘英帝’的殖民地。鲁迅对这些孔孟之徒的鞭挞，实质上是将矛头对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成的反动同盟。”
王怀兰点头，语气坚定：“蒋司令屠杀了共字号和无辜的爱国者，这是他的罪恶，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然而他的‘尊孔尚儒’这点却是对的……”
“他这是借助圣人的功德和威望，掩盖他的罪恶，麻痹中国人民的勾当！”王至诚激动地说道，面色涨红。
王怀兰则反驳：“不管他们打着什么幌子，披着什么外衣？至少在人们心中，人家是尊孔了！”
“一切反动派都是尊孔派，蒋司令当然不例外。这是鲁迅的主张。”王至诚冷冷地说。
王怀兰却不以为然：“这是片面的理解。鲁迅批判的是蒋司令以及我党和人民为敌的孔孟余孽，而不是‘尊孔尚儒’本身和孔子本人。”
“爷爷，你可以创办你的华夏国学院，设置国画、书法、中医、京剧等等，但必须抛弃那些愚忠愚孝的奴化思想，敢于亮剑！不要认为蒋司令等人会支持你！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要期待鲁迅反对的结果。”王至诚语气中透出不容置疑的坚定。
“走，去见鲁迅先生，让至诚看看真相。”王怀兰对张景城说。
王至诚犹豫道：“像鲁迅这样的大人物，我们爷孙俩怎能随意面见？现在的形势刚刚好转，我们没见着鲁迅，反而可能给他添麻烦。”
王怀兰沉思片刻，突然想起一件事，急忙对王至诚说：“1928年4月25日清晨，顾顺章挑选红队中的陈忠余等几名特科人员。陈赓在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出院不久，亲率红队将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霍家新）击毙，妻子贺治华当场受重伤，右眼被打瞎了却未死。”
“陈赓是谁？找他需要找伍豪。”王至诚补充道。
“我们找顾顺章。”王怀兰决定道。
“顾顺章是谁？”王至诚疑惑道。
“他是1927年从苏联留学回国，担任工人纠察大队总队长，与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并称中共的‘四大健将’。他带出去的是一支号称‘红队’的小型武装部队，成员都是参加过工人武装起义或北伐军的英雄。”王怀兰娓娓道来。
“可是此人生活腐化，仅凭这一点我们靠不住。再说，他现在可能仍在苏联留学未归。”王至诚说。
“没有中央特科的帮助，我们就更难拜见鲁迅先生。”王怀兰继续坚持。
“我们是不是找一个能和特科联系的中间人，比如钱壮飞、袁殊。”王至诚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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