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泰来！”靖尧与张太雷握手致歉，气氛稍显凝重。王至诚随后挨着靖尧面对张太雷坐下，书橱中传来细微的声音，众人屏住呼吸，紧盯着书橱的动静。
在地下室的上方，张道藩、徐恩曾、毛人凤等五人小队正在贼眉鼠眼地打量着教堂内部。古老的墙壁上悬挂的圣像在烛光的映衬下显得神秘而庄重。“我们绝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张道藩敲山震虎般地吆喝。
就在此时，一阵细微的声音从教堂深处传来。张道藩示意队员们静止不动，他缓缓靠近声音的来源，心中暗自思索：难道王至诚他们真的藏在这里？
终于，张道藩发现一个隐蔽的入口，迅速推开了那扇门，想要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惊喜。
然而，推开门的一瞬间，张道藩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只有一扇窗户开着，微风轻轻摇动窗帘，一只猫迅速窜出，似乎是这只猫带走了他们的期待。
估计上面没有动静，靖尧轻声说：“我想第三国际肯定了解蒋司令的这些行为，以及陈独秀的态度，必然会给予我们帮助。”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张太雷回应，“正因为第三国际肩负双重使命，自成立那天起，它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如果中国共字号不能完全服从第三国际，无法忠诚履行保卫苏联的义务，那么第三国际可能会强行干预该党的事务，甚至解散该党的组织，另立共字号……”
王至诚激动地说：“中国的共字号为何要无条件服从第三国际？是依靠他们的卢布和枪炮？拿了他们的手软，吃了他们的嘴短，陈独秀不知道要掌握自己的枪杆子？”
张太雷和靖尧先后沉默起来，王至诚便畅所欲言：“如果我们过于依赖他们的遥控指挥，完全服从那些‘洋顾问’的指示，想想会出现什么结果？我真的不敢再想下去……”
张太雷回应道：“对于第三国际的态度，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排斥或仇视。至诚，我们的党从刚成立时的婴儿期，现在还是一个未成熟的少年，马林和陈独秀已经尽力了。”
1921年4月，荷兰的共产主义者马林在维也纳被捕后获释，荷兰方面在秘密监视，并通知中国警方监控。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马林参加了在嘉兴南湖召开的共字号第一次大会，派人督促当选的陈独秀返回上海出任第一任总书记。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与马林第一次见面，二人在中国共字号是否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上分歧很大，争吵几句后，陈独秀愤然离去。
张太雷接着说：“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0月4日，陈独秀被捕后，马林不仅打通了审判的各个环节，还重金聘请法兰西律师为陈独秀辩护，最终法庭以陈独秀私藏《新青年》杂志为由，象征性地罚款100元并保释出狱。10月27日，也就是陈独秀出狱后的第二天，在党内会议上，开始接受第三国际的援助。第二年7月，中国共字号正式加入第三国际。”
王至诚说：“中国共字号活动苦于经费短缺，马林提出要由第三国际提供经费援助。为了保持革命的独立性，共字号还谢绝了第三国际的一些援助。”
“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并不仅是共字号。”张太雷说，“从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到与越飞使团的多次接见，再到蒋司令率领国民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均体现出俄共(布)对孙中山人力、物力的支持。”
王至诚接着说：“1924年，孙中山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此不会放弃五权分立和三民主义。”
然而，孙中山去世后，汪、蒋先后派人前往莫斯科，主动请求加入第三国际，但未获回应。1926年，胡汉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表现得极为激昂，振臂高呼：“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会场上响起激昂的口号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胡汉民还获得了苏共领袖的特意接见，蒋司令则被选为第三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并送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去苏联读书。
靖尧分析道：“去年邵力子率领国民政府第三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回国后释放了一个信号，随着国民革命的成功，蒋司令为首的国民政府与第三国际的合作开始出现裂痕，分道扬镳似乎是早晚的事情。”
王至诚表示：“看来邵力子去年赴莫斯科并未为蒋司令带来预期的效果。”
靖尧接着说：“当时，邵力子赴苏联之前，国内的‘西山会议派’已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帜，开除李大钊的国民政府党籍，解除了鲍罗庭的顾问职务。蒋司令接着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旨在通过此事件打击共字号以及汪精卫和国民政府的左派。又制造了‘整理党务案’，反对共字号发动的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这些事件成为第三国际与国民政府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双方的分歧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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