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雪落进希望小学的操场时，林砚之正在给孩子们讲《刑法》里的正当防卫条款。教室的暖气片滋滋作响，玻璃窗上结着冰花，映出老槐树落满白雪的枝桠。后排突然举起只小手，是那个说要当英雄的小男孩，他举着幅画，颜料还没干透：“林老师，这是我画的勋章。”
画上的勋章由五片花瓣组成，每片花瓣里都画着个人影：穿警服的男人、系围裙的女人、拄拐杖的老人、戴眼镜的工程师、扎马尾的老师。花瓣中心写着“守护者”三个字，旁边用歪歪扭扭的拼音注着“xiong ying”。
“这枚勋章该颁给谁？”林砚之笑着问。
“给所有帮助别人的人！”孩子们齐声喊。窗外的雪突然下大了，雪花扑在玻璃上，像无数只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1988年建成”的字样。
放学后，林砚之踩着积雪去医院。老陈的病房里摆着盆向日葵，是云南寄来的，花瓣上还沾着保鲜剂的水珠。老人正对着希望小学的直播画面笑，屏幕里，张岚正带着校友给教学楼挂新的牌匾，“法治教育基地”六个金字在雪光里闪闪发亮。
“你看赵峰那笨样。”老陈指着屏幕，赵峰正踮脚往牌匾上系红绸，眉骨的疤痕在镜头里格外清晰，“当年他给孩子们修课桌，钉钉子总砸到手，现在倒学会爬梯子了。”他忽然从枕头下摸出个铁皮盒，“这是你父亲的遗物，当年火灾现场找到的，一直没敢给你。”
褪色的工作证里，夹着根烧焦的钢笔帽，笔帽内侧刻着个极小的“之”字。林砚之的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突然想起档案馆负三楼的恒温库房——1988年的建校批文上，经办人的签名处有个模糊的钢笔印，形状与这枚笔帽完全吻合。
“他是看着学校盖起来的。”老陈的声音有些哽咽，“1988年春天，他躲在工地附近的草垛里，看工人砌第一块砖时，笑得像个孩子。”
雪停时，林砚之去了父亲的墓地。新立的墓碑上没有照片，只刻着“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落款是“女儿林砚之携希望小学全体师生敬立”。她将那枚钢笔帽轻轻放在墓碑前，旁边摆着云南寄来的向日葵干花，花瓣已经晒成了温暖的金黄色。
转身时，林砚之看见个熟悉的身影。穿黑大衣的女人正站在不远处，耳后的朱砂痣在雪光里泛着浅红，左手虎口的烫伤疤痕被手套遮住，却在抬臂拂去肩上雪花时，露出了与母亲一模一样的梅花形胎记。
“您是......”林砚之的声音有些发颤。
女人摘下口罩，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意：“我是陈校长的妹妹，替她来看看老朋友。”她递过来个布包，“这是她让我转交的，说你该知道完整的故事了。”
布包里是盘老式录像带。在电视台的播放室里，雪花点闪烁的屏幕上，年轻的母亲正对着镜头笑，身后是刚盖好的希望小学：“建国，孩子们明天就要搬新教室了，你托人送的课桌椅我收到了。之之今天学会了叫妈妈，等她长大，我要告诉她，她的爸爸是个英雄......”画面突然晃动起来，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和枪声，最后定格在掉落在地的钢笔上，笔帽滚到镜头前，“之”字清晰可见。
播放室的灯亮起时，林砚之的指尖还在发抖。录像带的标注日期是1988年9月10日——父亲“牺牲”后的第二年，原来他真的亲眼见过学校建成，甚至还送来了课桌椅。
“这盘带子是火灾现场的幸存者捐给电视台的。”技术人员递过来份档案，“1990年那场火，是有人想销毁所有证据，幸好这位先生抢出了这盘带。”档案里的照片上，穿消防服的男人正抱着录像带冲出火场，眉骨处缠着绷带，侧脸轮廓像极了赵峰。
林砚之走出电视台时，暮色已经漫过街道。路灯次第亮起，雪后的城市像被洗过一样干净，远处传来希望小学的晚自习铃声，穿透夜色，带着温暖的回响。她忽然想起母亲信里的话：“正义从来不是一场孤勇，是无数双手接力托举的光。”
回到学校时，晚自习刚结束。孩子们排着队走出教学楼，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枚自制的勋章，是用硬纸板做的，上面画着五角星，写着“向英雄学习”。赵峰正站在操场边，给没带伞的孩子递雨衣，眉骨的疤痕在路灯下泛着温柔的光，像枚不需要雕刻的勋章。
“云南的孩子们寄来封信。”赵峰递过来个厚厚的信封，“说要跟咱们搞个‘云结对’，互相讲英雄故事。”他忽然笑了，“张岚刚才打电话，说检察院要把1987年的案子编成普法教材，让我去当顾问呢。”
林砚之拆开信封，里面掉出张照片。云南的孩子们举着自己画的勋章，每个勋章上都写着名字：“林叔叔”“陈阿姨”“赵老师”“张姐姐”，最底下那个最小的孩子，在勋章旁边画了个小小的自己，旁边写着“我也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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