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砚在晨光里睁开眼时，发现自己的手正悬在操作台上，指尖离屏幕上那个跳动的11℃脉冲只有几毫米。小林趴在桌角睡得正沉，口水在笔记本上洇出浅蓝的云团，她昨晚标在图上的温度曲线，像条缠绕着星星的藤蔓——3℃的根基上，0.7℃、15℃、23.5℃的枝丫正朝着同一个方向生长。
主控室的门被轻轻推开，食堂师傅端着蒸笼走进来，白雾在冷空气中撞出细碎的水珠：“李工，今早熬了姜茶，挪威来的老杨说要配着吃。”他把碗放在小林手边，目光落在屏幕上时笑了，“这图案像极了后山的松果，去年雪压断枝桠的时候，我就看着它们在雪地里冒新芽。”
老杨拄着拐杖跟进来，羊皮袄上还沾着霜。这位七十岁的挪威天文学家非要跟着团队守夜，说要亲眼看看“勇气波段”的新变化。他指着11℃的脉冲说：“这是我孙女的体温，她出生那天，我们的射电阵列刚好捕捉到蟹状星云的伽马暴，当时记录仪显示的环境温度，也是11℃。”老人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照片，婴儿的小手正攥着根天线模型，背景里的观测站被极光染成淡绿色。
突然，全球数据链传来阵急促的蜂鸣。所有观测站的信号都出现了相同的波动：11℃的脉冲开始分裂，像颗正在发芽的种子，分出0.3℃和22.7℃两条支线。小林瞬间清醒，指尖在键盘上翻飞：“0.3℃是冥王星的表面温度！22.7℃是人体舒适温度的上限！”她调出十年前的深空探测日志，宇航员出舱行走时，舱外航天服的温控系统显示的，正是这两个数值。
李砚的目光落在屏幕角落的时间戳上。信号分裂的瞬间，恰好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女儿的学校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他仿佛能看见操场上的场景：孩子们举着小红旗站在寒风里，哈出的白气与国旗的红绸子纠缠，而朵朵书包上的反光条，正把阳光折射成细碎的光斑，像撒在地上的星星。
老杨突然从背包里掏出个铜制指南针，表盘上的刻度早已被磨平。“1975年，我第一次参加射电观测时，导师给我的。”他转动指南针，指针却始终指着观测站的方向，“后来才知道，里面藏着块永久磁铁，是用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残骸做的。”老人的手指划过表盘上的凹痕，“每次遇到观测失败，导师就会让我看这个——方向错了没关系，只要还在转，总会再对上星轨。”
正午的阳光斜斜切进主控室，在地上拼出块菱形的光斑。李砚盯着屏幕上交织的温度曲线，突然想起父亲的工具箱。老林总爱在扳手柄上缠彩色胶带，红的代表拧水管，蓝的对应修天线，而那圈黄色胶带，却缠在最小号的螺丝刀上。直到某天发现父亲用它给邻居家的孩子修玩具车，才明白那些颜色标记里，藏着比工作更重要的刻度。
“李老师！快看智利的实时画面！”小林把平板推到他面前。安第斯山脉的观测站里，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正围着馈源舱，每个人手里都举着写有温度的纸牌：-5℃是雪山的温度，36℃是发烧时的体温，42℃是妈妈烤饼干时的烤箱温度……他们把纸牌贴在天线上，像给星星系上了五彩的腰带。
信号在此时发生了更奇妙的变化。所有分裂的脉冲突然开始共振，3℃的基准线像被拨动的琴弦，发出肉眼可见的波纹。李砚调出频谱分析图，那些重叠的频率竟组成了段旋律——是《小星星》的前两句，只是每个音符都对应着不同的温度，像孩子们用不同音高的嗓音合唱。
老杨突然红了眼眶：“1989年，我们在超新星遗迹里发现了相同的声波特征，当时以为是天体演化的巧合。”他掏出个旧录音笔，按下播放键的瞬间，沙沙的杂音里，竟传出年轻的笑声，“原来那天是团队里的姑娘结婚，我们把婚礼进行曲混进了观测信号里，想看看宇宙会不会给我们回音。”
暮色降临时，李砚收到女儿发来的视频。朵朵举着自制的“射电望远镜”——卷纸筒粘着手电筒，正对着夜空摇晃：“爸爸，老师说光跑得比声音快，所以我让手电筒先出发，告诉你我们今天学了新儿歌。”视频最后，全班同学对着镜头齐声唱《小星星》，窗外的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无数根指向天空的天线。
主控室的屏幕上，温度曲线仍在生长。3℃的根基越来越粗壮，而那些从不同刻度延伸出的枝丫，正慢慢织成张网，把所有跳动的脉冲都揽在怀里。李砚想起老杨说的话：“宇宙里的温度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字，是某个生命举起火把时，在黑暗里留下的坐标。”
远处的射电望远镜还在转动，馈源舱反射的霞光在雪原上流动，像根被无数双手传递的接力棒。李砚端起温热的姜茶，看着那些带着温度的信号穿过星系，突然明白所谓“勇气频率”，不过是无数生命在各自的刻度上，同时说出的那句：“我在这里，我正向前。”
夜色渐浓，主控室的灯光与天上的星光连成片。屏幕上的波形图里，新的脉冲正从3℃的基准线上冒出来，像颗刚破土的种子，带着属于自己的温度，朝着更深的宇宙，继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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