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评论说：君子认为司马大将军在这场战役中，可以说是能以德服人、以智取胜了。成就霸业有不同的途径，各自崇尚不同的理念，很难相互兼并。所以穷兵黩武的枭雄，往往因不仁而灭亡；坚守道义的国家，有时会因懦弱退缩而衰败。如今一次出征就擒获三个叛将，大量俘虏吴国士兵，占领了整个淮浦地区，俘获斩杀十万敌军，可谓战果辉煌。但还没等安稳坐下，就先奖赏王基的功劳；对吴国降兵施以恩惠，结交不同阵营的人心；厚待文鸯，安葬文钦，不计较过去的仇隙；不追究诸葛诞部下的罪责，让淮南地区的人都心怀愧疚。功劳高却能让众人乐于看到他成功，事业广大而敌人也感怀他的恩德。武力和威望已经彰显，文德和谋略又很周详，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天下还有谁能抵挡呢！
司马昭能攻克寿春，钟会出的计谋最多；司马昭对他越来越亲近优待，把他当成心腹，当时的人把钟会比作张良。
蜀汉的姜维听说诸葛诞死了，就退回成都，又被任命为大将军。
夏天五月，朝廷下诏任命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个郡，加赐九锡；司马昭前后推辞了九次，才接受。
秋天七月，吴国君主封原来的齐王孙奋为章安侯。
八月，任命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
朝廷下诏任命关内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皇帝率领群臣到太学，举行养老和向老人求教的礼仪。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
【内核解读】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的寿春之战，是三国后期曹魏内部权力洗牌与吴蜀势力博弈的关键战役。这场以诸葛诞、文钦、唐咨“三叛聚孤城”为核心的攻防战，不仅展现了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残酷与谋略，更折射出权力斗争中人性的复杂、领导者的格局与历史走向的必然。
孤城困局：从内部分裂到军心瓦解
寿春之战的核心矛盾，始于诸葛诞因恐惧司马氏专权而发动的叛乱。他联合东吴援军据守寿春，却陷入了“外有强敌包围、内无同心之师”的困境。文钦提出的“趁敌无备突围”之计，暴露了叛军急于求生的焦虑，而连续五六日的强攻失败，则成为压垮军心的第一根稻草——“死伤蔽地，血流盈堑”的惨状，让城内数万军民选择投降，粮食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
文钦与诸葛诞的“旧隙”在绝境中爆发，成为叛军瓦解的关键。文钦主张“尽出北方人以省食”，本质是为东吴援军保留生机，却与诸葛诞“坚守待变”的策略冲突。这种基于立场差异的分歧，在“事急愈相疑”的氛围中演变为杀戮——诸葛诞诛杀文钦，直接导致其子文鸯、文虎叛逃。司马昭对文鸯兄弟的“赦罪封侯”，则成为瓦解守城意志的点睛之笔：“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馀何惧！” 一句喊话，让本就饥困的守军彻底丧失抵抗信念，城上“持弓者不发”的细节，正是军心崩溃的真实写照。
叛军的结局极具悲壮色彩：诸葛诞突围被杀、三族遭夷；麾下数百人“拱手为列，不降”，面对屠杀“卒不变，以至于尽”，展现出乱世中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的气节；吴将于诠“免胄冒陈而死”的抉择，则以“大丈夫受命其主，不能克敌则死”的宣言，诠释了武将的忠义观。这些个体的抗争与陨落，为这场权力战争增添了悲壮的人文底色。
司马昭的全胜之策：以柔克刚的战略智慧
司马昭在寿春之战中的表现，堪称三国时期“攻心为上”的经典案例。面对王基、石苞等将领“急攻”的建议，他清醒地认识到寿春“城固而众多”的特点，提出“以全策縻之”的战略：坚守三面围而不攻，以游兵断绝吴军粮道，等待城内自溃。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路，避免了强攻可能导致的“力屈”与“表里受敌”，将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更值得称道的是司马昭对降者的处置策略。当群臣主张“悉坑”淮南叛军与吴兵时，他以“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为由，不仅赦免了唐咨等吴军将领，还授予官职、妥善安置降卒，甚至允许文鸯兄弟收敛父丧。这种“种惠吴人，忘畴昔之隙”的宽容，看似违背“乱世用重典”的逻辑，实则是最高明的政治博弈——既瓦解了敌方的抵抗意志，又向天下展示了曹魏（实为司马氏）的“大度”，为日后取代曹魏积累了民心资本。
王基的坚守与司马昭的纳谏，同样体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司马昭在战后致信王基，盛赞其“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的坚持，展现了领导者对专业意见的尊重；而王基在胜利后劝谏司马昭“大捷之后不可轻敌”，阻止其轻兵深入攻吴，则体现了成熟政治家的理性——避免重蹈诸葛恪、姜维“因胜而骄，粮尽而败”的覆辙，为司马氏稳定局势、积蓄力量提供了保障。
历史回响：权力更迭中的道义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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