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场细致入微的“搬运工程”里，便能看出朱有建对下属的培养有多全面：
别以为会维修战车就够了，还得懂物理知识才能算重心、布受力；
以为会用动力锯就万事大吉了，关键时刻还得拿起刨子斧头做木工——
这些平日里不起眼的技能，此刻全派上了用场。
好在朱有建向来得人心，哪怕他提出再离谱的要求，众人也从不质疑，只会埋头努力学习，力求做到最好，这才有了如今一群“全能型人才”围着宝物忙乎的场景。
而朱有建最近心里正琢磨着另一件事：
这一年他翻看史书，发现一个有趣的记载——
历史上征伐东夷的商朝军队，在商朝灭亡后，据说有一支流亡到了海外。
结合他对印第安人的模糊印象，竟觉得他们或许就是殷商人的后裔——
“印第安”不正是“殷地安”的谐音吗？
可问题来了：
商朝即便不算顶尖先进，也有成熟的文明体系，怎么会沦落到后人眼中“野人”的境地？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在漫长岁月里丢失了文明的火种？
他越想越觉得好奇，仿佛透过史书的字缝，看到了一段被时光掩埋的迁徙之谜。
这便说得通了：
商朝军队若技能单一，除了打仗啥也不会，失去组织后无法重建文明，最终沦为野人也不足为奇。
吕宋的宋人也是同理——
明明宋朝造船业发达，火器使用已具规模，诸多发明领先时代，可流落婆罗洲的宋人却混得凄惨，被西班牙人追撵，连当地土人都能欺辱；
最大的可能便是丢了匠艺，连基本的兵器、工具都造不出来，空有文化却没了生存根基。
朱有建越想越心惊：
若是大明遭遇强敌，自己被迫带着人逃亡海外，却来不及带走匠人，会不会重蹈覆辙，最终沦落成任人欺辱的“野人”？
这份担忧像根刺扎在心里，让他下定决心要培养“全系人才”——
这并非针对研究院的学者，而是护卫团队、快应队这些贴身力量。
于是，相关的物理知识成了必修课，力学、结构学都得懂；
木工、修缮等手工活也得练，关键时刻能自己造工具；
冶炼钢材虽复杂，但物理知识里的基础原理必须掌握，懂原理才能想办法就地取材。
更别说建房、制衣、种粮食这些生存根本，木工、火器维护、基础制药也得样样涉猎。
他把能想到的技能全编进了《大明军卫训练纪要常识》，至于普通生存手册里的内容，在他看来不过是最基础的皮毛。
甚至连体能与基础战力都不放过：
所有人必须学会游泳，能爬山越岭；
骑马、骑牛这些代步技能不能少；
除了玩得转火器，大刀、长棍、连弩也得会耍，近战远攻都得有底气。
说到底，还是怕死，又想过好日子，更怕哪天落难后被欺负成“野人”。
这份看似严苛的全面培养，藏着的其实是朱有建最实在的生存哲学：
把技能握在自己人手里，才是最稳妥的退路，哪怕真到了绝境，也能凭着一身本事重建家园，不至于丢了文明的火种。
就像此刻众人能靠物理知识算重心、靠木工活做木箱护宝一样，未来真遇变故，这些技能或许就是保命的根本。
如今这股学习技能的风气早已不止军卫专属，重工局的工匠在钻研器械时要学结构原理；
轻工局的绣娘会顺带学基础制衣与缝补，建工局的师傅们把建设知识编成口诀教给学徒，研究院的学者更是带着下属边做实验边补物理常识；
连香泉镇的普通家眷，闲时也会凑在一起学木工、练急救——
朱有建的“全系人才”理念，早已渗透到大明皇庄的方方面面。
另一边，神谕会的欧洲神子与信徒已跟着商船返回欧洲，汤若望则在京城主持修建神谕堂，各地赶来的神父、信徒开始走进乡间传道。
有趣的是，京城官宦勋爵家的二三代子弟，自从开始接受教义学习，也跟着加入了技能培训的队伍。
毕竟皇帝陛下特意叮嘱过：
“出去传教不比在京城安稳，山野乡间、海外异域都有危险，多学些本事，既能护着自己，也能护着信教的百姓。”
于是这些往日里养尊处优的贵公子，竟也拿起刨子学做木凳，跟着军卫练基础格斗，甚至学起了简单的草药辨识与包扎。
有人起初觉得掉价，可一想到皇帝说的“传教也是护民，没本事怎么护民”，便也耐着性子学起来。
汤若望看在眼里，暗自感慨：
圣皇的智慧果然不同，看似教技能，实则是让这些未来的“传道者”明白，信仰之外，生存的本领与守护的能力同样重要。
从王宫宝库护宝的军卫，到香泉镇学手艺的百姓，再到京城学技能的贵公子与神父，整个大明仿佛都在一场无声的“生存课”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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