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榆关的裁撤，也是说裁就裁了。
吴三桂一夜之间没了职位，成了失业总兵；
原守军不知被调去了哪里，没留半点风声。
吴襄吓得赶紧请罪辞职，说愿意回家乡种田，皇帝却只淡淡一句“事件未遂，留京观察”，这事就轻描淡写地翻篇了。
搁在过去，老吴家少说也得抄家灭族，就算讲圣恩，流放三千里都是轻的，如今却连像样的处罚都没有，让满朝文武看得目瞪口呆。
大臣们私下议论纷纷，却不敢在朝堂上多言。
有人感叹：
“这皇帝，到底是真宽宏大量，还是另有深意？”
更多的人则选择沉默，因为没有人知道皇帝真正的想法，也没有人敢去试探。
这份诡异的平静，仿佛成了朝堂上的新常态，官员们只能在这种不确定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的位置。
朝堂上的文武勋贵早就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位皇帝了。
他除了爱乾纲独断、自己闷头干事，竟真没啥缺点：
对京官温柔体贴，逢年过节必送礼，谁家贫困还发节日补贴；
对子民更是大方，薄田免租免赋免役，田里产出的粮食、作物，朝廷直接给高价收购；
遇上灾情，自掏内帑挖河蓄塘，从不向民间摊派。
也难怪内官们一口一个“圣主”，这做派真就跟圣人似的，有人私下嘀咕：
“当初真该用‘乾圣’做年号才对。”
对待“股东”（那些手握土地、工坊的文武勋贵商贾）也算得上仁慈。
谁要是一时拿不出管理费，皇帝会宽限三年，只提醒“记得加利息”；
真要是交不出来，就“请有能力的股东帮忙承担”，至于帮忙的报酬？
“你的地就给大伙分了吧。”
这话一出，股东们反倒击掌称赞，暗地里却都怕自己成了“被分地”的那个。
还没到缴费期限，大家伙就上赶着交钱，最缺德的当属魏德藻，直接一次性交了五年的。
皇帝一高兴，当场许诺将科尔沁大草原划出五十万亩给他，赋税按“五十税一”算——
那里水草丰美，正适合养殖牛羊，能给自家纺织工坊提供原料，皇帝还拍板：
“将来完税若是达标，运输的事由皇室承包！”
其他股东哪敢不学？
只是有些股东的土地是“并田”，由许多小股东的田汇集而成，总觉得自己先交钱吃亏，只能眼睁睁看着魏德藻占了便宜。
这魏德藻当官、为人都不怎么样，可论投机倒把的本事，连周奎、田弘遇都得甘拜下风。
满清到底灭了没灭？
朝堂上还有人存疑。
又是魏德藻跳出来，开出赏银征召一干治安军冲进辽河平原，说是“想办法偷女人回来”；
几位晋商怕被清算，赶紧凑钱跟他合伙，派商船在獐子岛候着接应。
这桩桩件件，都透着股荒诞，却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毕竟皇帝把明面上的好处给得足足的，至于暗地里的门道，大家伙心照不宣，跟着喝汤就好。
这样的局面，让朝堂上的人们既安心又不安。
安心的是，皇帝的宽厚和慷慨让他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
不安的是，皇帝的神秘和独断让他们始终摸不透他的心思。
这种复杂的情绪在朝堂上弥漫开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
官员们既不敢轻易质疑皇帝的决策，又在心底里暗暗揣摩着他的意图。
而皇帝则在背后默默地推动着他的计划，让一切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
高第跪在冰凉的金砖地上，双肩抑制不住地颤抖，宽大的朝服下摆因这剧烈的抖动微微起伏。
可他心里清楚，这抖并非源自对龙威的恐惧——
殿内熏香袅袅，暖炉里的银丝炭烧得正旺，驱散了深秋的寒意，却驱不散他胸腔里翻涌的热流。
那是种混杂着愧疚与感念的情绪，像滚烫的岩浆在血管里奔涌，烫得他眼眶发酸。
皇帝就坐在上方的龙椅上，声音平静得像一汪深潭：
“高爱卿，辽东之事，你且细细说来。”
没有预想中的雷霆之怒，没有掷碎茶盏的呵斥，甚至连一丝责备的意味都没有。
高第猛地叩首，额头磕在金砖上发出闷响，恍惚间竟想起前两次面圣的光景——
那时陛下或因边报震怒拍案，或因捷讯展露笑颜，喜怒皆形于色，那股悬于头顶的天威总让他如踩在薄冰上，连呼吸都要反复掂量。
可此刻御座上传来的声音温润平和，竟让他紧绷了数月的神经骤然松弛，积压在心底的悔意与惶恐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所有伪装。
他喉头像是堵着滚烫的棉絮，费力地滚动了几下，才挤出嘶哑的声音：
“陛下……臣有罪。”
三个字出口，眼泪已忍不住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滑落，砸在冰凉的地砖上晕开小小的湿痕。
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从宁远城头呼啸的寒风说到山海关紧闭的城门，从沙盘上被打乱的兵棋说到驿道上迟迟未动的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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