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我换上王顺找来的粗布短打，跟着他往城南的洼地走。
露水打湿了裤脚，凉津津的。
路边的野菜大多被挖光了，只剩下些带刺的蒺藜，不小心碰到，就会在腿上划出一道血痕。
王顺指着一片凸起的土包说：“大人，那是去年饿死的流民，没棺材，就草草埋了。”
走近一看，土包上的草稀稀拉拉，有的地方还露出半截苍白的骨头，让人触目惊心——更触目的是土包旁插着的木牌，上面用炭写着“流民义冢”，可“义”字的点歪了，像滴未干的血。
一个老汉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一把干土，看我们走近，浑浊的眼睛里才泛起点光。
“大人是新来的县太爷？”他声音沙哑，牙齿掉了大半，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几粒被虫蛀的麦种，“您看看这地，硬得像铁块，种子撒下去，全被蝼蛄啃了。”
他扒开草根，下面果然躺着几只白胖的虫子，在干燥的泥土里蠕动。
说着，他掀起裤腿，小腿上有道青紫的伤痕：“昨儿去官府领赈灾粮，被衙役拿水火棍打的，说我'冲撞上官'——可那仓里明明还有陈谷，都被李员外家的长工用马车拉走了，我问了句，就遭了打。”
旁边的妇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瘦得像只小猫，闭着眼哼哼。
妇人眼圈一红：“昨儿挖了点观音土，孩子吃了拉不出屎，疼得直哭……”
她突然跪下来，“大人，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她跪地求助时，露出颈间褪色的红绳：“这是我男人修黄河大堤时戴的平安符，他临死前托人捎话，说‘官府的工，比黄河水还凉’。”
我慌忙去扶她，触到她胳膊时，心里猛地一沉——那骨头硌得人发疼，几乎只剩一层皮裹着骨头。
她腰间挂着个破布袋，袋口露出半张纸角，是去年县衙发的《赈济票》，票上写着“每日给麸五合”，可旁边用小字注着：“逢五、十停发，以省转运之费”，那字墨迹极淡，像是后来补上去的。
“大嫂快起来，”我喉头哽咽，“我魏东来对天发誓，定让大家有饭吃！”
话虽出口，可看着这千里赤地，又摸着袖中那份《荒政摘要》——上面明明写着“旱荒之年，当开仓赈济，并发常平仓粮”。
可洛城的常平仓，早在上任知县的《钱粮交割簿》上记着“空仓”二字，旁边还有巡检司刘大人的朱批：“仓廪空虚，乃天灾所致，非人力能及”。
走访了十几个村落，日头已到正中。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婆婆拦住我们，她手里捧着个破碗，碗底剩着几口绿色的糊糊。
“大人，这是槐树叶拌麸子，”她颤巍巍地说，“再不吃，连树叶都没了……”
我接过碗，闻着那苦涩的味道，喉咙发紧。
碗边还有几个缺口，割得手掌生疼，可老婆婆却视若珍宝。
她指了指远处的土屋：“我儿子去年被拉去修黄河大堤，说是'以工代赈'，可工钱分文未给，还死在了工地上，官府只给了块'义民'的木牌，现在挂在屋里呢。”
回到县衙，我立刻召集乡绅。
来的只有三个，李富贵穿得最体面，绸缎马褂上绣着金线，扇子摇得“哗哗”响，脸上带着不屑的神情。
他身后的长工挑着食盒，里面飘出肉香——在这饥荒年月，竟还带着酒菜。
“魏大人，”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不是我等不仗义，实在是旱灾连年，我们也快揭不开锅了。”
说着，他从袖筒里摸出本《赋役全书》，翻到“灾年捐输”那页，指甲点着“乡绅捐粮可抵二成赋税”的条款：“您瞧，去年我捐了二十石麦，按律可免百亩田赋，可巡检司刘大人批文时，硬是在'免赋'二字前加了'暂缓'二字——如今我的粮进了官仓，税银却分文未少。您让我再捐粮，是想让我拿什么抵税？拿祖坟吗？”
“李员外，”我敲了敲桌子，桌上的《洛城县志》被震得翻开，露出万历年间“洛城富甲一方”的记载，“县志载，你家在洛城有千亩良田，如今百姓易子而食，你却跟我说揭不开锅？”
李富贵脸色一沉，扇子顿在半空，突然指向县志里夹着的一张旧契：“大人可知这地怎么来的？崇祯十五年，前任知县发'劝捐帖'，说捐粮百石可换荒地百亩，我祖上捐了五百石，才换得这千亩地——可那荒地本是百姓的熟地，知县大人说'荒田无主'，就把人家的地契烧了，分给了我们。如今您让我开仓放粮，是不是也想把这地再分给那些泥腿子？”
王顺在一旁小声说：“大人，李员外是巡检司刘大人的远亲……”
李富贵嘲讽：“王典史，你家那二亩薄田，去年可是我‘好心’帮你缴的税银。”
王顺攥紧拳头，指节泛白。
李富贵突然冷笑，踢开脚边的土块：“魏大人可知，我祖父当年是洛城第一个捐粮赈灾的乡绅？崇祯十二年，我祖父开仓放粮三千石，结果被知府以 ‘私开官仓’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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