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父亲回村奔丧那天，晒谷场上正摊着新收的黄豆。八十岁的李奶奶蹲在笸箩前挑虫蛀的豆子，见了我突然手抖，黄豆粒撒在她脚边的水泥地上，滚进了一个人形的凹印里——那印子浅得像被风吹出来的，却刚好能嵌进一个人的轮廓。
“别踩晒谷场。”父亲的手按在我肩上，力道大得发疼，“你堂哥就是在这儿没的。”他盯着远处的晒谷场，那里竖着根生锈的晾衣绳，绳头系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处磨出的毛边，和堂哥下葬时穿的寿衣一模一样。
堂哥的葬礼在凌晨三点。棺材抬出村口时，守夜的土狗突然集体狂吠，我看见晒谷场的人形印里浮起层白霜，在月光下像具躺着的透明尸体。更怪的是，送葬队伍经过晒谷场时，每个人的影子都比平时长三尺，脚尖统统指向那个凹印。
“你堂哥走前三天，总说晒谷场夜里有人晒衣服。”守灵时，三婶摸着我手腕上的红绳，那是她连夜给我系的，“晾衣绳上挂着七件寿衣，每件都绣着他的名字，风一吹就晃荡，像七个人在排队上吊。”她突然盯着我的身后，“你看晒谷场的影子，是不是多了个弯腰的人？”
我猛地转身，月光下的晒谷场空无一人，只有那七件寿衣还在晃荡，衣摆扫过水泥地，在人形印周围留下七道细长的痕迹，像被指甲抓过。手机在兜里震动，我摸到屏保上堂哥的照片——那是他去年拍的，背景里的晒谷场干干净净，根本没有晾衣绳。
第二夜，我被窗外的响声吵醒。晾衣绳“咯吱咯吱”地响，像有人在上面荡秋千。扒着窗户看，晒谷场的人形印里躺着个黑影，四肢伸展，胸口摊着件寿衣，月光照在衣服上，绣着的“陈建军”三个字正在渗血，那是堂哥的名字。
“别开灯。”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手里攥着把旧镰刀，刀把上刻着模糊的“陈”字，“晒谷场的规矩，夜里的影子不能碰光。”他盯着晒谷场，突然把镰刀塞给我，“你堂哥走前，说看见晒谷场的影子会吃人，被吃掉的人，影子会留在凹印里，变成新的晾衣绳。”
我这才注意到，父亲的影子贴在墙上，脚尖不自然地朝上翘着，像被什么东西拽着。晾衣绳突然“嘣”地断开，七件寿衣飘落在晒谷场，每件都盖住了一个人形凹印，而在晾衣绳断开的地方，露出截生锈的钢筋，钢筋上缠着几缕头发，和堂哥棺木里的陪葬品一模一样。
天亮后，我在晒谷场的凹印里发现了指甲印。每个凹印的指尖方向，都对着村口的老井。三婶说，那口井在1962年填过七具尸体，都是村里的壮劳力，填井那天，晒谷场突然长出了七棵槐树，后来被砍了做晾衣绳。
“你堂哥的魂被晾衣绳勾住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王大爷给我递来杯草药茶，杯底沉着片槐树皮，“当年填井的人，每家后代到了四十岁，晒谷场就会出现人形印，直到凑够七个人，才能让井里的魂安息。”他盯着我手腕的红绳，“你爸给你系的红绳，是用当年填井人的寿衣搓的。”
当晚，晒谷场的晾衣绳突然多了件寿衣，领口绣着我的名字。父亲拿着镰刀冲出去时，我看见晒谷场的凹印里站着七个模糊的影子，每个影子都举着件寿衣，衣摆上的名字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正是村里近十年去世的年轻人。
最骇人的是，当父亲的镰刀砍向晾衣绳时，晒谷场的水泥地突然裂开，露出下面的七具骸骨，每具骸骨的手腕都系着红绳，和我腕上的一模一样。父亲突然跪在地上，哭着说：“三十年了，该轮到我了。”
我这才想起，堂哥去世时刚满四十岁，而父亲下个月就满四十了。晒谷场的人形印里，不知何时多了个新的凹印，轮廓和父亲的身形一模一样，凹印里还躺着件新的寿衣，领口绣着“陈建国”——父亲的名字。
去年清明，我回村给父亲上坟。晒谷场的晾衣绳已经拆掉，却在原地竖起了七座墓碑，每座墓碑前都摊着新收的黄豆，豆粒在阳光下排成了人形。三婶摸着我的手腕，如今我腕上的红绳已经发黑，她说：“下一个四十岁的陈家后人，该轮到你了。”
最让我毛骨悚然的是，上个月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他的笔记本，最后一页画着晒谷场的平面图，七个凹印的位置，正好对应着1962年填井的七个人的生辰八字。而在图的角落，父亲用红笔写着：“每个凹印里的影子，都是当年填井人借后代的身子还魂，直到晒谷场晒满七七四十九件寿衣，井里的魂才能转世。”
现在，每当我路过晒谷场，总会看见晾衣绳的位置飘着淡淡的影子，像是七个人在排队晒衣服。而我腕上的红绳，每隔一晚就会紧上一分，仿佛在提醒我，离四十岁还有三千二百天——足够晒谷场的人形印，慢慢嵌进我的轮廓。
最真实的恐怖，从来不是鬼哭狼嚎，而是你发现，自己早就被刻进了某个循环里，像晒谷场上的黄豆，被翻来覆去地晾晒，直到变成下一个人形印里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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