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是马语课，马语老师姓阿里，是个四十来岁的马人，穿着白色的衬衫，裤子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
他走进教室的时候，林慧玲带头站起来说了一句“Selamat pagi，cikgu”，阿里点了点头，示意大家坐下。
阿里翻开课本，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然后转身看着学生们。
“今天我们来学习大马的历史，谁来说说，大马是怎么独利的？”
班上几个大马学生举了手，阿里点了一个叫法蒂玛的女生。
法蒂玛站起来，声音很脆，像是背课文一样把独利的过程背了一遍。
“1957年8月31日，大马联合邦脱离约国殖民统治，正式独利，拉曼担任第一任首相……”
阿里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坐在角落里的林慧玲。
“林，你说说，华人是怎么来到大马的？”
林慧玲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华人在汉代就开始移居大马半岛，主要从事贸易和采矿。19世纪中叶，大量华人作为劳工来到大马，从事锡矿和橡胶种植。”
阿里听完，皱了皱眉。
“你说的这些都是殖民者的说法，实际上，华人是‘外来者’，是被约国人带来打工的。”
“马人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林慧玲的胸口像是被人捶了一拳，她没有反驳，低下头，坐了下去。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几个马人学生笑了起来，笑声不大，但像针一样扎在林慧玲的心口上。
她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了，每次上马语课都会听到。
老师们说“华人是外来者”的时候，语气像是在念课文一样平常，好像这就是真理，不需要论证，不需要解释。
下课后，林慧玲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趴在桌上，没有哭，但眼眶红了。
王美芳走了之后，她在这个班上连说话的人都没了。
剩下的几个华人同学都不怎么说话，下课就低着头看书，谁也不看谁，像是怕眼神接触会带来什么麻烦。
林慧玲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
操场上有几个马人男生在踢球，球滚到场边，一个华人小男生跑过去帮他们捡球，踢球的男生冲他喊了一句什么，那语气像是在使唤佣人。
小男生把球丢过去，低着头跑开了。
林慧玲把目光收回来，翻开课本。
课本是大马教育部统一编的，历史书上写的是“马人优先”，写的是“华人是移民”，写的是“华人的经济地位过高，需要调整”。
每一页都像是在告诉她，你不是这里的人，你不属于这里。
她把课本合上，放在桌角，眼睛盯着封面上的《大马历史》，看了很久。
——
隆市的另一边，华人新村。
这个新村是五十年代建的，那时候约国殖民者为了对付马赤游击队，把散居在森林边缘的华人强行集中到新村里面。
还用铁丝网围起来，晚上不准出门，出入要登记。
后来马赤解散了，铁丝网拆了，但新村还在。
住在新村里的，大部分是锡矿工人，还有橡胶园工人和做小生意的华人。
房子是木板搭的，一家挨着一家，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
雨季的时候，路面上全是泥巴，走路要踩着砖头过去。
刘金福今年六十多岁了，是新村里最老的一批住户之一。
他在橡胶园干了四十年，割胶割到手都变形了，手指头弯着伸不直。
他老伴早走了，儿子在缅国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
家里就他一个人，养了一只狗，黄色的土狗，脏兮兮的，但很通人性。
天还没亮，刘金福就起床了，他没有闹钟，天亮不亮看窗户外面就知道了。
他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坐在门口的木凳上，看着巷子里的邻居们忙忙碌碌地出门。
隔壁的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出来，孩子哭得哇哇响，她一边哄孩子一边往外走，赶着去工厂上班。
工厂在隆市郊区，骑摩托要四十多分钟，她每天都这个点出门。
刘金福喝完茶，站起来去喂狗。
狗趴在门口，看到他过来，摇了摇尾巴。
他把剩饭倒在狗盆里，狗立刻埋头吃了起来，吃得呼噜呼噜的。
他摸了摸狗的头，嘴里念叨着。
“吃吧，吃吧，就剩我俩了。”
巷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是隆市正负贴的，用马文写的。
刘金福不认得马文，他只会说几句简单的马文，比如“我要吃饭”、“这个多少钱”、“别打我”。
他叫邻居阿坤帮他看了，阿坤说告示上写的是——新村的地要被正负征用，三个月内，所有住户搬走。
刘金福听完，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说话。
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回了屋，把门关上。
他在屋里坐了一整天，没有出来。
邻居们担心他出事，敲门问了几次，他才把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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