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比人强，蜀帝刘备猛龙过江。使得西川派发生了变化，吴班兄弟献妹结亲，从而摘除了派系烙印。
益州吴家的叛离阵营，迫使西川派与东川派放弃了私人恩怨合而为一，从而变成了左右蜀汉政局的新兴政治势力——益州派。
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苛法峻刑才能厘清上下。然而刘璋治蜀以宽，而蜀汉正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的基础之上。
这就导致官民之间秩序混乱，君臣之间理政无道，不仅紊乱了“纲纪”，还造成了私刑泛滥的恶果。
诸葛亮说道：“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将生！”
这其中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则是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诸葛亮认为只有治蜀以法，才能改变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荒唐局面。也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变蜀土人士的专权自态。
君臣之道，须得遵纲守纪。这就与儒家“崇礼”治世的观点截然不同。
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法”。法制立则国家兴盛繁荣，法制废则鼠辈横行无忌。
因此，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以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这就是法制使然。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认真的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
诸葛亮抑扬顿挫的诵道：“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陛下虽拥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莱纷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加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攘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方是为政之道。”
诸葛亮为了强调立制的关键前提在于立法，直接引用了他当年的劝谏表中的这段话。将国也如同将兵，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刘正总算是懂了——法不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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