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昱性格刚直，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告发他谋反，但曹操不仅没有怀疑他，反而更加厚待他。魏国建立后，程昱被任命为卫尉，但后来因为和中尉邢贞在礼仪上争执，被免去了官职。曹丕即位后，程昱重新被任命为卫尉，进封为安乡侯，增加食邑三百户，加上之前的八百户，总共有一千一百户。他还分封了自己的小儿子程延和孙子程晓为列侯。曹丕原本打算封他为公爵，但程昱去世了。曹丕为此流下了眼泪，追赠他为车骑将军，谥号为肃侯。据《魏书》记载，程昱当时已经八十岁了。《世语》中提到，当初曹操军粮匮乏时，程昱从自己的本县弄来三天的军粮，但其中掺杂了人肉干，因此他失去了朝中众人的支持，所以他的官位没有达到公爵。程昱的儿子程武继承了他的爵位。程武去世后，由他的儿子程克继承。程克去世后，由他的儿子程良继承。
程昱的孙子程晓在嘉平年间担任黄门侍郎。《世语》中提到，程晓字季明，很有见识。当时校事（负责监察的官员）横行霸道，程晓上疏说：“《周礼》中说：‘设置官职，明确职责，以此作为民众的准则。’《春秋传》中说：‘天上有十个太阳，人也有十个等级。’愚昧的人不能管理贤能的人，地位低的人不能管理地位高的人。于是同时任用圣贤之人，树立他们的威望。通过明确的考核来评定功绩，九年一考。每个人各司其职，不越俎代庖。所以栾书想救晋侯，他的儿子却不听从；死人躺在街边，邴吉却不过问。上级不责备下属非职责范围内的功绩，下属也不追求分外的奖赏。官员没有兼管他人的权力，百姓也没有多重的负担，这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也是国家治乱的关键。远的可以参考古代的典籍，近的可以看看秦汉时期，虽然官职名称有所改变，职责也有所不同，但尊重上级、抑制下级，明确职责，其目的是一致的。以前从来没有校事这样干预政务的官职。当初武皇帝（曹操）开创大业，众官尚未完备，军队劳苦，民心不安，对于一些小罪，不能不仔细审查，所以设置了校事，只是权宜之计，但也有一定的约束，不至于放纵。这是霸业时期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帝王治理国家的正道。后来校事逐渐受到信任，又因为疾病等原因，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人去纠正根本问题。于是校事上可以监察宫廷，下可以控制各部门，官员没有固定的职责，权力没有明确的限制，随意任情，唯心所欲。法律由他们随意制定，不依据诏令；案件由他们随意判决，不经过复审。他们选拔下属，把谨慎的人当作粗疏，把奸诈的人当作贤能。处理事务时，把刻薄当作公正，把讲道理当作怯弱。对外假借天子的威严作为声势，对内聚集一群奸诈之人作为心腹。大臣们觉得和他们分享权力是耻辱，只能忍气吞声；小人们害怕他们的锋芒，只能郁结在心，无处诉说。甚至像尹模这样公然作恶的人，罪行昭彰，路人皆知，但一些小的过错，却多年无人过问。这既不符合《周礼》设置官职的本意，也不符合《春秋》十等之义。现在外面有公卿、将军统领各部门，内部有侍中、尚书管理政务，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城，御史中丞负责管理宫殿，都是精心挑选贤能之人担任这些职位，并且明确法规诏令来监督他们的违规行为。如果这些贤能之人都不足以胜任，那么校事这样的小吏就更不可信了。如果这些贤能之人各尽其职，校事的存在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要从国家精英中选拔校事，那不过是给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多增加一个官职而已。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选拔，尹模这样的奸诈之人还会再次出现。无论怎样推算，校事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从前桑弘羊为汉朝谋利，卜式认为只有杀了桑弘羊，天才会下雨。如果政治的得失真的会感动天地，我恐怕水旱灾害未必不是校事造成的。曹恭公远离君子，亲近小人，国风中以此讽刺他。卫献公舍弃大臣，和小臣谋划，定姜认为他有罪。即使校事对国家有益，从礼义上来说，也会伤害大臣的心，更何况奸诈行为已经暴露，却还不罢免，这是不弥补缺失，迷失方向的行为。”
于是，校事官被罢免了。程晓后来被升任为汝南太守，四十多岁时就去世了。据《程晓别传》记载，程晓写了很多文章，但大部分都丢失了，现在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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