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继承王位后，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他上疏劝谏文帝休养生息、减轻刑罚，奏疏中说：
“战乱兴起至今已三十余年，四海动荡，天下困苦。幸赖先王（曹操）铲除贼寇，扶持孤寡弱小，使华夏重新恢复纲纪秩序。如今百姓聚集在魏国土地上，连边境之内都能听到鸡鸣狗吠之声，百姓安居乐业，喜迎太平。但如今远方敌寇尚未臣服，战争尚未停息，若能通过减免赋税来安抚远方之人，任用良吏来宣扬德政，使田间小路得以修整，士农工商繁荣兴盛，国家必定能超越从前，比太平时期更加富足。
《周易》强调整饬法律，《尚书》提倡慎用刑罚，君主一人行善，万千百姓受益，这就是谨慎处理刑狱的意义。从前曹相国（曹参）将治理狱讼与市场事务视为治国根本，路温舒痛斥治狱官吏的严酷。若司法者能查明案情，就不会有冤死的囚犯；青壮劳力能尽力耕种，就不会有饥荒的百姓；年老穷困者能从粮仓获得粮食，就不会有饿死的尸体；婚嫁按时进行，青年男女就不会有旷怨之恨；胎儿养育得到保全，孕妇就不会有堕胎的哀伤；新生儿得到照顾，孩童就不会有不育的遗憾；成年后再服劳役，年轻人就不会有离家的愁思；老人不再从军，年长者就不会有征战的忧患。
用医药治疗百姓疾病，用宽松徭役让百姓安居乐业，用威严刑罚抑制豪强，用恩惠仁爱救济弱者，用赈济借贷帮助贫困。如此，十年之后，年满十五岁的少女将挤满街巷；二十年之后，能参军的青年将遍布原野。”
曹丕称帝后，王朗改任司空，晋封乐平乡侯。（《魏名臣奏》记载王朗的节省奏疏称：“陛下询问应增减的事宜，想必是指东汉旧制。如西汉在云阳、汾阴举行的盛大祭祀，有一千五百人参与，祭祀通天之台，出入阿房宫，斋戒需百日，养祭祀用的牛需五年，牛需三千头，玉器需七千件，用华美的丝织品装饰坐席，让童女跳舞列队；酿酒需历经春、夏、秋三季才能酿成，乐师需三千四百人才能齐备；后宫美人近千，太学博士弟子七千余人；皇家马厩有良马六万多匹，宫外牧场有三万饲养员和十万匹马；执金吾的随从骑兵六百，步兵数量加倍；太常祭祀陵墓需千辆马车，太官赐给官署奴婢六千，长安城内管理民政的官员三千，俸禄二千石的断刑官掌管二十五处监狱。政务繁杂，礼仪奢华，规模超过三代，近乎违背礼制。
如此奢侈之举，大多承袭秦朝旧习，既违背祭祀应有的真诚简朴之本，又失去减少文饰、避免奢华、追求简约的初衷。如今正值隆兴盛明之世，效仿尧舜之际，推行摒弃奢侈、务求节俭的政策，废除繁琐、崇尚简省的法令，施行慎刑慎罚的教化，难道不是应当仰慕的吗？
至于宗庙每日用太牢祭祀的制度，郡国并立宗庙的做法，丞相、御史大夫属官随从的数量，这类制度在西汉哀帝、平帝之前已多次修改，光武帝之后便不再施行。根据图籍记载，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庙、社稷的祭祀，已沿用前代的祭坛。天地之祭只需扫地设坛，其他则在坛上划分区域。明堂是祭祀上帝的地方，灵台是观测天文的地方，辟雍是修习礼乐的地方，太学是聚集儒生的地方，高禖是祈求吉祥的地方，同时也可观察时务、宣扬教化。
古代先民开创基业，旧时这些建筑都位于都城的南郊，有高大的房屋，足以举行宴饮射箭仪式、观测天象。七郊祭祀虽崇尚质朴，仍有门廊侧室可供避风雨。可待战事结束、年成丰收时，逐步修建。
旧时虎贲、羽林等五营士兵及卫士合计虽有万人，但其中多为商贾游手好闲之子或乡间愚钝之人，虽有编制，却不研习战阵，既不训练，又很少经历战事，名不副实，难以应对紧急情况。有警报才招募士兵，军队行动才运送粮草，有时士兵长期屯驻却不从事屯田，不修整器械，没有储备，一处告急，三面骚动，这也是汉代近代的失误，不可效仿。
如今中原已安定，巴蜀尚在版图之外。虽不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但应趁着大丰之年，将军政事务与农事结合。大小官吏都勤事农耕，闲时在旷野上形成村落，战时组成军队，减少繁重徭役，保障衣食供应。《周易》说‘用愉悦的方式役使百姓，百姓会忘记劳苦；用愉悦的方式让百姓赴难，百姓会忘记死亡’，正是如今应践行的道理。粮食积蓄于田亩，勇气积蓄于形势，即便按兵不动彰显威严，境外的蛮夷也必将叩首请罪，改邪归正。若能威慑敌方使其效力，不战而胜，远比交兵后立威、接战后立功高明得多。若奸凶之徒不知悔改，仍要以他们虐待的百姓，对抗大魏全心效忠的将士，那么我们以‘前歌后舞’的正义之师，讨伐那些倒戈卸甲、心悦诚服的敌军，摧枯拉朽之势，不足为喻。”）
当时文帝常常外出游猎，有时深夜才回宫。王朗上疏劝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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