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袁绍能稍微念及旧情，对留下的人礼贤下士，对离去的人宽容克制，不急于与朋友决裂，不滥用刑罚来维护自己的权威，那么我也会像季札一样坚守道义，不会与他兵戎相见。怎么证明呢？就拿张景明来说，他曾亲自登上盟坛歃血为盟，为袁绍四处奔走，最终让韩馥让出冀州，袁绍才得以拥有这片土地。可后来，仅仅因为一些小事，他就没能得到袁绍的宽容，反而遭受了灭族之祸。（裴松之按：《英雄记》记载，袁绍派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人劝说韩馥，让他让出冀州。如此看来，韩馥让位，张景明也有功劳。其他的事情不太清楚。）吕奉先讨伐董卓后来投奔袁绍，只是因为请求增兵未被允许，想要离开，这又有什么罪过呢？却遭到袁绍的追杀，差点丢了性命。刘子琪奉命出使，因为袁绍的命令难以违抗，他又畏惧袁绍的威严，思念亲人，才用计请求回去，他可以说是既忠诚又孝顺，对袁绍的霸业也没有损害；可他却死在了袁绍的麾下，没有得到丝毫宽容。（裴松之按：公孙瓒上表列举袁绍的罪过，其中提到：“袁绍与原虎牙将军刘勋一同起兵，刘勋立有战功，却因为一点小怨恨被袁绍冤枉杀害，这是袁绍的第七条罪状。”怀疑刘子琪就是刘勋。）我虽然不聪明，也不能做到见微知着，但我也能猜到袁绍的心思。他难道真的认为这三个人该死，惩罚得恰到好处吗？其实他只是想统一山东，扩充兵力去讨伐敌人，又害怕士兵们犹豫不决，无法激励士气，所以才压制王命，尊崇自己的命令，让追随他的人荣耀加身，违抗他的人遭到杀戮。这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并非是我们这些有志之士的初衷。所以我以他们为鉴，就算陷入困境，也要拼死一战。
我虽然愚笨，但也听过君子的教诲。与袁绍兵戎相见，实在不是我的本意，是他的所作所为逼得我不得不如此。我之所以背弃袁绍，坚守这座城，正是因为君子就算离开本国，也不会去投奔敌国。如今我得罪了袁绍，被他攻打这么久，你却用这个道理来规劝我，难道不是言辞相同，目的却不一样吗？这可不是君子该有的做法啊！
臧洪在给陈琳的回信中继续写道：我听闻，重义之人不会背叛亲人，忠诚之士不会违抗君主。所以我向东以本州为亲援，在中扶持郡将以安定社稷，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既能尽忠又能尽孝，怎么会是错的呢？可你却希望我轻视根本、破坏家族，与袁绍对抗到底。袁绍对我来说，论年龄如同兄长，论情分是亲密挚友。但如今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我选择离去，只是为了维护君主和亲人，这难道不顺理成章吗？若按照你所说，那么申包胥就应该对伍子胥的行为听之任之，而不该在秦国朝廷痛哭求救了。如果只想着消除眼前的祸患，却不顾是否违背道义，那实在是大错特错。
或许你看到我被围城许久，救兵迟迟未到，便觉得我应该为了婚姻之义、顾念往日交情，放弃坚守，屈辱求生，认为这样总好过为了道义而城破身亡。但你可曾想过，昔日晏婴面对利刃也不屈服，南史宁死也不歪曲史实以求生，他们的事迹被画成图像，名垂千古。何况我如今据守着坚固的城池，有士民的支持，还储备了三年的物资，足以支撑一年的消耗。我本想匡扶困境、弥补不足，让天下人都能受益，又怎会轻易放弃，像那些敌人期望的那样投降呢！只是我担心，一旦秋风扬起尘土，公孙瓒挥师南下，张杨、张燕等势力也趁火打劫，北方边境将陷入危急，到那时恐怕局势就难以挽回了。袁绍应该明白我们的苦心，收兵回邺城整顿军队，又何必在这里大动肝火，在我的城下耀武扬威呢？你指责我依靠黑山军来救援，难道就忘了当初黄巾军联合起来的势力吗？况且张燕等人都已接受朝廷的任命。昔日汉高祖在钜野招揽彭越，光武帝凭借绿林起义开创基业，最终都能成就帝业。只要能辅佐君主、兴国安邦，借助这些力量又有何妨！何况我还亲自接受了朝廷的诏书，与他们一同为朝廷效力。好了，孔璋！你在袁绍麾下追求利益，我为了君主和亲人不惜牺牲生命；你投靠袁绍，我只效命于长安的朝廷。你觉得我会死无葬身之地且声名俱灭，我却笑你虽生犹死、默默无闻，真是可悲啊！我们原本志同道合，如今却分道扬镳，各自努力吧，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袁绍看完臧洪的回信，知道他绝无投降之意，恼羞成怒，增派兵力，加紧攻城。城中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外面又没有强大的救兵。臧洪心里明白，城破只是迟早的事。他把将士们召集起来，沉痛地说道：“袁氏无道，心怀不轨，还见死不救，不肯援救我的郡将张超。我为了大义，不得不死。可你们没有必要陪着我送死！趁城还没被攻破，你们带着妻子儿女赶紧出城逃生吧。”将士们和城中百姓听了，都流下了眼泪，说道：“明府您与袁氏原本并无仇怨，如今却因为本朝郡将的缘故，陷入如此困境。我们怎么忍心舍弃您独自离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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