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2日，常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雕花木门在法警的推动下缓缓打开，冬日阳光穿过高大的玻璃窗，在深褐色审判席上投下冷硬的光芒。李坤被带入法庭时，藏青色工装已换成囚服，胸前的编号在逆光中像道永不愈合的伤口。
检察官林静宜的高跟鞋声在空旷的法庭回响，她手中的证物箱金属扣环发出轻响，惊醒了后排打盹的法警。第一个被呈上的是那台磨旧的望远镜，镜筒上的医用胶带在灯光下泛着苍白：“被告通过此望远镜，持续观察受害者日常作息达47天，记录于笔记本第12至37页。”
投影仪亮起，李坤的日记扫描件出现在屏幕上。8月15日的记录被红色荧光笔圈住：“米色连衣裙，9:02开门，左手拎巴比馒头塑料袋，右腕银镯直径6厘米。”字迹工整得反常，像凶手用尺子丈量过的死亡倒计时。旁听席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张恪然的拳头在木质椅把上捏出青白——那是他妻子每天清晨的固定画面，此刻却被凶手拆解成死亡攻略。
“第二组证据，”林静宜举起装在证物袋里的玻璃瓶，“内含95%浓度酒精，瓶身检测出被告指纹，与现场残留的白酒瓶盖螺纹完全吻合。”她转向被告席，“被告用此瓶盛装助燃剂，在杀害受害者后纵火，试图毁灭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她抽出鉴定报告，“酒精泼洒轨迹避开了卧室衣柜，显示凶手刻意保留现场部分痕迹，以强化‘劫杀’假象。”
李坤的视线掠过玻璃瓶，突然想起案发当天在便利店买酒时，收银员多看了他两眼。那个细节让他喉结滚动，囚服领口渗出冷汗——原来每个看似随意的举动，都早已被证据链牢牢锁住，成为呈堂证供的一部分。
辩护律师张志强起身时，西装面料摩擦椅背的声响格外刺耳：“我的当事人因高利贷逼债陷入绝境，案发前已出现抑郁症状，其行为属于激情杀人——”
“反对！”林静宜的声音像把手术刀，“被告在2014年8月1日至9月10日期间，32次出现在18栋附近，其中17次穿着特定工装，符合《刑法》中‘为实施犯罪创造条件’的预谋特征。”她调出通讯基站定位图，“受害者手机发送短信的9:07分，被告正位于案发现场，而他的手机信号在此期间刻意屏蔽，直到9:37分离开小区才恢复。这说明什么？”她环顾法庭，“说明被告清楚知道作案时间窗口，并且有意识规避监控定位。”
法庭电子屏切换到监控画面，李坤8:20潜入小区的身影正在楼梯间回望，每一步都刻意避开声控灯。张志强的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话——他知道，在逐帧分析的监控证据前，“临时起意”的辩护苍白如纸。
最致命的打击来自DNA鉴定报告。当法医小林出庭作证，说明钱包内侧的血迹如何与被告左臂划伤时间吻合时，李坤突然用额头抵住被告席的木质挡板，发出压抑的呜咽。他终于明白，自己以为的“完美伪装”，不过是在受害者的生活里留下了无数带血的指纹，那些被他忽视的细节，最终成为绞紧绞索的力量。
张恪然的证词让法庭陷入寂静。这个失去妻子的男人盯着李坤，声音像生锈的铁丝：“曼莎从不让陌生人进门，连物业维修都要查工作证。”他举起妻子的日记，封面上贴着女儿的照片，“她的日记里记着每个邻居的喜好，却从未提过‘李坤’这个名字——因为在她的世界里，根本没有你这样的‘熟人’。”
日记被翻到最后一页，李曼莎的字迹停留在9月10日：“然然说明天要带饼干去幼儿园，得早起烤曲奇。”这句话让旁听席有人悄悄抹泪，而李坤的视线始终盯着地板，仿佛在躲避那些被他亲手掐灭的生活碎片。他想起自己女儿曾在作文里写“爸爸会修电视机”，如今那台望远镜却成了杀死另一个母亲的凶器，命运的反讽让他胃部翻涌。
林静宜适时放出网吧监控录像，李坤疯狂搜索“婚外情杀人判几年”的画面刺痛着每个人的神经：“被告不仅预谋杀人，更试图伪造婚外情抹黑受害者，此行为已构成对死者名誉的二次伤害。”她的手指划过屏幕上的搜索时间，“这些操作发生在案发后10小时，足以证明其主观恶性极深，并非所谓的‘心理崩溃’。”
审判长敲响法槌时，李坤突然抬头望向旁听席角落。那里坐着他的前妻，领口别着女儿幼儿园的校徽——那个他再也没资格参加的家长会，此刻正以审判的形式，向他宣判最后的结局。女儿躲在母亲身后，只露出半张脸，发梢上别着的蓝色蝴蝶结，和李曼莎给女儿买的同款。
“被告李坤，”审判长的声音像块冷铁，“你长期观察受害者作息，利用其善意骗开房门，以剪刀多次刺伤要害部位，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后实施纵火伪造现场，并试图通过伪造动机减轻刑罚。上述行为均有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及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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