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把文件袋放在桌上，说了句“叫他来，现在”，祁同伟转身出门。
丁义珍站在窗边，没动，也没接话，只看着远处工地上那两盏探照灯，依旧亮着，像两把插在夜里的刀。
不到二十分钟，李达康的车就停在了县委大院门口。他下车时风纪扣扣得严实，脸上看不出慌，反倒带着一股子“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搞出什么名堂”的劲儿。
高育良没让他进接待室，直接在走廊尽头的档案室门口见了面。
“李达康同志，”高育良开门见山，“从今天起，省里成立临时调查组，对金山县环线工程事故开展全面核查。你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需全力配合。”
李达康嘴角一抽：“高书记，群众情绪我们正在疏导，施工也没停，是不是先稳住局面再谈调查？”
“人死了。”高育良声音不高，“老吴死了。你昨天还说只是‘个别发热’，现在医院记录都摆在面前，你还想稳什么局面？”
李达康喉结动了动，没再辩，只说：“我服从组织安排。”
话是说了，可行动没跟上。第二天一早，季昌明带人去县政府调取应急值班记录，发现李达康办公室的档案柜上了双锁，值班日志少了整整七天。
高育良派人去施工队查账，财务人员支支吾吾，说账本“临时送审”，具体在哪儿，谁也说不清。
丁义珍在办公室等消息，门一开，季昌明提着个空文件夹进来，脸色沉得能拧出水。
“原始记录全没了。”季昌明把夹子往桌上一扔，“你之前寄出去的那几份材料，现在成了唯一证据。”
丁义珍点头：“我留了副本。”
他拉开抽屉，取出三份一模一样的文件袋，递给季昌明一份，又分别标注了“交通局”和“纪委”的另两份推到桌边：“原始数据我都存了底，劳动强度、气象、医疗记录，一页不少。”
季昌明翻开一页，看到丁义珍手写的备注：“坡度12.7%，需爆破段占全程43%，村民义务施工不可行——建议调整方案。”日期是方案通过前三天。
“你早提醒过？”
“提醒了三次。”丁义珍语气平，“会上说，会后写材料，还单独找他谈过。他当着我的面把材料撕了，说我不懂基层。”
季昌明合上文件，深吸一口气：“这回，省纪委直接调档，谁也压不住了。”
与此同时，高育良带着交通局的两位老专家，关在档案室里看原始规划图。图纸摊开，红线蜿蜒，坡度标注清清楚楚。一位老工程师拿尺子一量，眉头直接锁死。
“这哪是修路？这是修命。”他指着几处深挖段，“这种地形，正规工程都得用机械队，爆破还得报批。让村民拿铁锹挖？挖一年都挖不完，更别说高温作业了。”
高育良盯着图纸，忽然想起丁义珍那份《劳动强度评估表》里的数据——日均土方量1.8立方米，实际设计需求是4.6。差了两倍多。
“他是故意的。”高育良低声说，“把工程量说少一半，让常委会以为村民真能干完。这不是决策失误，是欺瞒。”
他当即起草了一份《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结论就一句：“该方案不具备村民义务施工可行性。”抄送省纪委、交通厅、安监局，一份不留。
另一边，祁同伟换了身便装，天没亮就骑着摩托进了老吴村。他没找村干部，直接去了村卫生所。
所长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医生，看见他进门，手一抖，药瓶差点摔了。
“祁局长……您怎么来了？”
“别紧张。”祁同伟把摩托钥匙搁在桌上，“我就问问，老吴出事那天，有没有人来翻过病历？”
老医生犹豫半天，从床底下拖出个铁皮盒，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接诊记录。
最后一页，写着“吴某，男，58岁，高热42℃，意识模糊，转县医院”——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七分。
“李县长的人来过。”老医生声音压得极低，“说是‘统一归档’，要把记录收走。我没给，藏起来了。”
祁同伟把记录拍了照，又问：“还有谁知道老吴死前的事？”
老医生摇头：“没人敢说。王某，老吴的搭档，前天被通知他儿子进了环卫局，编制都落了。他昨儿还跟我说，‘祁局长要是问起，我就说啥也不知道’。”
祁同伟没急着走。他找到王某时，人正在自家院里劈柴。祁同伟递了根烟，没提工作，只聊家常。聊到儿子安排，王某眼神闪了闪。
“丁县长记着你们，”祁同伟突然说，“他五天前在卫生所开会，录音还在。他说‘每五公里设医疗点’，结果呢？一个没建。你真觉得，他是来害李达康的？”
王某手里的斧子停了。
半晌，他低声说：“李县长那晚来了。十一点多，开着车。他看了老吴一眼，说‘死一个两个没关系，路通了全县都受益’。我们都不敢吭声。”
祁同伟立刻笔录，同步录音，封存进U盘。临走前，王某拽住他袖子：“祁局长，这话我说了，以后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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