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当时只有8岁的Ewan关聿修来说，这些宏观经济的风暴并没有任何意义。他的世界仍旧是父母温暖的怀抱，仍旧是书桌上摆放整齐的练习册，仍旧是母亲在厨房里煮的蛋花汤，仍旧是父亲带着他去书店时讲述的那些金融故事。
“妈，爸爸呢？”Ewan天真的问妈妈。
“他在房间里，你别打扰他。”
那天晚上，Ewan窝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漫画书，但书页却一直停留在同一页。家里的氛围很奇怪，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得让人窒息的感觉。
客厅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新闻报道：
“今日港城股市继续暴跌，多个上市公司市值缩水超70%，经济学家警告金融市场恐将进一步下探……”
母亲顾颖兰坐在餐桌旁，眼神涣散地看着新闻，手里的茶已经凉了很久。她的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手指微微发抖。
Ewan隐隐约约能听见父亲在书房里翻找文件的声音，还有沉重的叹息。他知道父亲最近很焦虑，因为公司在裁员，因为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越来越少。但他不知道，父母已经濒临绝望。
两年前的关家还是一个典型的港城中产家庭。Ewan的父母都在外资银行工作，薪资稳定，职业发展良好，他们按照港城的“中产公式”规划着人生。
1995年，他们存够了第一笔首付，贷款买下了一套两房单位，位置不算太好，但他们坚信“港城的房子只会涨不会跌”——毕竟，这是所有金融精英都相信的定律。
1996年，他们将积蓄投入股市，买入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蓝筹股和科技股，期待着在即将回归的港城实现财富自由。
1997年，他们准备换一辆新车，给Ewan找个更好的补习班，让他未来能考上港城最好的学校。
一切看似美好，直到这场金融风暴摧毁了他们的“中产梦”。
股市崩盘，关家所有的股票账户在短短几周内蒸发殆尽，本金全部亏光。更致命的是，房价腰斩，银行要求他们补足额外的抵押金，但此时他们工作的银行本身也濒临破产，两人双双失业。
短短半年，他们从“中产阶级”变成了“负资产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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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房间里一片寂静。
父亲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瓶半空的威士忌，眼神空洞地盯着外面的城市灯火。
母亲在卧室里翻着存折，计算着银行卡上的最后一笔存款，但不管怎么算，都填不上那个越来越大的窟窿。
他们没有告诉Ewan真相，也没有抱怨银行的冷酷，他们心里浮现出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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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未褪，天色仍带着一丝幽蓝。港城的街道沉浸在凌晨的寂静之中，霓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偶尔有夜归的出租车驶过，撕破短暂的寂静。
湾仔的一座普通公寓里，一股刺鼻的汽油味弥漫在空气中，几乎让人窒息。客厅的地板上，汽油沿着瓷砖缝隙蔓延，渗透进墙角的木柜，映照着微微摇曳的烛光，像是一只张开的死亡之手，缓缓向前爬行。
关家夫妻站在卧室门口，目光死寂地看着这燃烧前的寂静世界。
“这样……儿子应该不会痛吧？”母亲顾颖兰的声音微微颤抖，她的手指死死地抓着自己宽大的睡衣袖口，指节因用力而泛白。
父亲关永权闭上眼，声音干涩而低沉：“不会的，很快就结束了。”
他的语气仿佛在说服妻子，更像是在说服自己。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股票账户上的数字已然归零，银行的催债电话每天如钟声般响起，房贷违约通知一张接一张地塞进信箱，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开销都成了问题。
曾经温馨的家，如今变成了囚笼，一张无法逃脱的死亡通知书。他们拼尽一生努力追求的“中产梦”，在资本的屠刀下，瞬间化为泡影。
他们无路可走，他们甚至连最后的“尊严”都被剥夺了。他们缓缓转头，透过半掩的房门，看向远处儿子的小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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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灭火器！”
“二楼有火灾！里面可能还有人！”
“撤离！撤离！”
消防员的喊声刺破了清晨的寂静，红蓝色的警灯在湿润的街道上闪烁着冰冷的光。楼道里，惊恐的邻居们尖叫着逃离，手忙脚乱地抱起孩子，拖着老人往外跑。
而8岁的Ewan，正站在街角，呆滞地看着自己的家吞没在火焰之中。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书包还背在肩上，里面装着昨天刚买的漫画书，手里还攥着从便利店买来的早餐，塑料包装在晨风中发出微弱的响声。
他只是按照惯例，在清晨七点前溜回家，趁父母还没醒来偷偷爬上床，把昨晚在同学家里玩了一夜游戏机的事情掩盖过去。
他以为，今天会是个普通的早晨。但现在，他只看到那片熟悉的窗户在烈焰中扭曲变形，玻璃爆裂的声音清脆刺耳，宛如炸裂的骨骼。他听见消防员焦急地呼喊，他看到人们惊慌失措的脸，但这一切都离他很远，远得像是另一场梦魇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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