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良见到仓海君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倾尽家财来求得这位刺秦勇士的帮助。张良深知，要完成刺杀秦王这一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高超的武艺和勇气，还需要充足的资源和后盾。他希望通过提供财物，来表达自己对仓海君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希望能够以此来确保仓海君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刺秦行动中。
然而，仓海君对张良的财物却毫不动心，他声称刺秦本就是他多年的夙愿，是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渴望实现的目标。他说自己刺杀秦王，必是灭族之罪。自己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哪还会看重钱财呢？
在他看来，张良的出现，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实现夙愿的机会，张良不过是他在实现目标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帮手而已。仓海君的这番话，让张良感到有些意外和失落，仿佛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在仓海君心中并不高，甚至有些掉价。
但为了共同的目标，张良当然是乐于与仓海君合作的。他明白，刺杀秦王是一项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任务，绝非个人恩怨所能比拟。只要能够实现报仇雪恨的目标，个人的得失和面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张良心中对仓海君的武艺和能力充满敬佩，他相信，只有与仓海君携手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刺秦行动的成功率。因此，他放下了心中的失落和自尊，与仓海君坦诚相待，共同商讨刺秦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力求做到尽善尽美。两人虽然在合作初期有些小的分歧，但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准备工作，为刺杀秦王的行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儿得补述一下中国古代的侠士文化思想。
中国的侠义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先秦时期，侠义文化尤为盛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重要风尚和精神追求。
墨家是侠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墨子提倡“兼爱”“非攻”，主张公平正义，锄强扶弱，反对侵略战争和无谓的争斗。墨家的思想比道家来得更为直接和激进，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倡导侠义精神，还通过实际行动来践行这一理念。墨子的门徒们自身吃苦耐劳，悍不畏死，具有极高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他们还个个都是特战队员，掌握着一整套的伏击之术，练得出神入化，能够在战场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为维护正义和公平而战。
墨家在行动上有着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从不允许门徒私自搞事。他们的行动都是集体进行的，如同悬在各国国君头上的一把利剑，时刻准备着为正义而战。然而，墨家又从不直接杀国君，他们讲究的是以德服人，以义制敌，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感化和改变统治者，使他们能够施行仁政，关爱百姓，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墨家的侠义精神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激励着许多有志之士投身于正义事业，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墨家的侠义文化也为后世的侠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侠义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涌现出许多着名的侠客和侠义故事，如荆轲刺秦王、豫让刺赵襄子等，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追求正义、勇敢无畏、勇于担当。
墨家不直接杀国君，从这一点来看，他们还是尊重西周分封制的。在西周的分封制下，各国国君是周天子的臣属，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但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周天子权威和天下秩序的责任。墨家作为当时的学派，虽然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和侵略，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分封制下的政治秩序。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阻止战争的发生，护卫地方的安宁，调和各国之间的纷争，使各国国君能够施行仁政，关爱百姓，从而实现天下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墨家在行动上有所节制，不会轻易去直接杀掉国君，以免引发更大的混乱和动荡。
墨家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暗中的世界警察”的角色。他们以自身的行动和影响力，对各国国君和统治者进行监督和制约，促使他们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墨家的侠义精神和行动方式，对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许多人去追求正义和公平，勇于铲除不平之事。
在民间，一些无法加入墨家门派的人，受到墨家侠义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也纷纷效仿墨家的做法，成为了侠士。这些侠士虽然没有墨家那样的组织和纪律，但他们同样讲道义，行侠仗义，铲除不平之风。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帮助弱者，惩治恶人，为百姓伸张正义。他们的行为虽然有时会触犯当时的法律和统治秩序，但在民间却广受欢迎和赞誉，被视为英雄和楷模。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刺客列传》，详细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着名刺客的事迹，如荆轲刺秦王、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傀等。这充分说明了侠义文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刺客和侠士们的事迹被广泛传颂，成为了后世人们心目中的传奇和典范。司马迁通过《刺客列传》，不仅记录了这些刺客的生平和事迹，也表达了他对侠义精神的敬佩和推崇，使得侠义文化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和发展，影响了无数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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