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庭女法官皱眉看着这场闹剧，指尖在谢一扬提交的专利证书上轻轻敲打。这个烫金封皮的文件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不得不戴上手套翻阅。
“王总，请注意法庭纪律。“法官敲响法槌时，谢一扬的律师团队正鱼贯而入。为首的陈大壮是省高院前院长女婿，手里捧着的不是法律文书，而是装裱精美的《武汉光谷发展规划》——首页赫然印着谢一扬与省委书记的握手照。
王志强突然安静下来。他弯腰拾起诉状的瞬间，谢一扬看见他后颈渗出冷汗，在定制西装领口晕开深色痕迹。
“法官同志。“王志强再开口时声音低了八度，“我们母公司是法国阿尔卡特，这涉及外企在华合法权益...“
“根据《巴黎公约》第2条。“谢一扬突然插话，声音像冰锥刺穿玻璃，“专利保护遵循属地原则。“他走向被告席，皮鞋碾过散落的技术图纸，“顺便说，贵司申请的18°倾角方案...“脚尖精准停在一张图纸的红色印章上，“好像漏了德国专利局的备案号？“
王志强像被雷劈中般僵住。那个本该盖着DEPAT印章的角落空空如也——这是他们为适应中国市场做的本土化改动，根本没在德国申请专利。
法槌再次敲响时，法官已经站起身：“本案证据充分，符合立案条件。被告如有异议，可在答辩期内提交反证。“
谢一扬走向原告席签字时，余光瞥见王志强正疯狂按手机。不用看也知道，这个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工，正在向巴黎总部申请紧急支援。
1991年9月15日，上海贝尔武汉办事处
王志强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邮件，眼球布满血丝。巴黎总部法务部的回复简单粗暴：要么支付八千万和解金，要么停产S1240交换机——这款占公司中国区营收70%的拳头产品。
“王总，最新消息。“秘书推门进来时差点被满地的烟头滑倒，“谢一扬今早接受了《长江日报》专访...“
王志强抓起平板电脑，屏幕上谢一扬正站在流水线前微笑。标题是《民族企业扬帆通信打破外企垄断，程控交换机国产化指日可待》。配图里那些所谓的“自主研发生产线“，分明是他们上个月才运抵武汉的进口设备！
“备车！“王志强突然跳起来，西装扣子崩飞两颗，“去东湖宾馆，法国大使馆参赞到了！“
车队疾驰在长江二桥上时，车载广播正在播放谢一扬的访谈录音：“...我们掌握核心科技，不怕任何国际巨头的打压...“背景音里隐约有机床运转的声响，王志强却听出那是录音棚合成的工业噪音。
东湖宾馆套房里，法国参赞杜邦正在品鉴红酒。听完王志强汇报，这个高卢人只是晃着酒杯轻笑：“亲爱的王，你们中国人有句老话——“他突然切换成蹩脚中文，“强龙不压地头蛇。“
“但我们的技术...“王志强刚要争辩，杜邦就按下遥控器。电视里正重播谢一扬的专访，镜头扫过生产线控制台时，有个穿上海贝尔工服的背影一闪而过。
“那是我们武汉办的李工！“王志强失声惊呼。
杜邦抿了口红酒：“三天前辞职的。“他递来一份离职证明，签字日期是谢一扬专利申请日当天，“现在他是扬帆通信的技术总监。“
窗外突然电闪雷鸣。王志强恍惚看见谢一扬站在雨幕中，手里举着块“民族品牌“的招牌，背后却是他们被拆解得七零八落的核心技术。
1991年9月28日，武汉中院第三法庭
庭审进入第七天，书记员的速录机已经换过三次电池。谢一扬悠闲地转着钢笔，看王志强的律师团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位从巴黎飞来的金发女律师正用蹩脚中文争辩，声称倾斜角度差异构成“实质性不同“。
“反对！“谢一扬的首席律师陈大壮突然起立，“被告方提供的德国专利文件...“他故意停顿，等全场目光聚焦后才继续，“缺少中国驻德使馆的认证手续。“
法官翻阅文件时，谢一扬瞥见王志强在擦汗。那个秃顶男人此刻才意识到，这场官司从开始就是死局——要么承认侵权，要么承认技术泄密，而后者会让他丢掉饭碗。
“休庭十五分钟。“法官突然宣布，“被告方请补交认证文件。“
王志强冲出法庭时差点绊倒。谢一扬不紧不慢地跟出去，看见他在走廊尽头疯狂拨号，想必是打给德国那边的同事。但此刻柏林正是凌晨三点，没人会接这个越洋电话。
“谢总。“张铁柱的机械臂递来保温杯，“林教授来电，生产线调试好了。“
谢一扬拧开杯盖，热气模糊了他的镜片。透过氤氲水雾，他看见王志强正抓着法院书记员说什么，手里厚厚一叠欧元钞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1991年10月5日，暴雨夜
闪电劈开夜空时，谢一扬正站在武汉中院档案室窗前。身后，档案管理员老周战战兢兢地打开保险柜，取出标着“（1991）鄂知民初字第188号“的卷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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