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世界宣明会北美区的高级发展总监，艾伦·彼得森先生，带着一位亚裔面孔的项目经理林女士，准时来到了林恩顶层公寓的书房。
寒暄过后，彼得森先生热情洋溢地介绍了组织的情况：“LINK先生，妮可小姐，非常感谢您二位对抗击这场人道危机所表现出的远见和慷慨。
世界宣明会目前在全球超过90个国家开展项目，年度预算约8亿美元。我们的核心宗旨是服务儿童及其所在的贫困社区，解决贫困和不公的根源。”
林女士接话，介绍科威特项目：“关于您提及的科威特边境儿童防护中心（CFS），这正是我们现在最紧急的需求之一。难民潮已经开始，孩子们在混乱和恐惧中失散、受伤。
一个功能完善的CFS，包括安全场地、基础医疗、心理辅导、临时教育和儿童保护人员，前期投入加首年运营成本大约需要50万美元。两所中心，总计100万美元。这能立即为至少800-1000名儿童提供安全的避风港。”
“没问题，这笔钱立刻划拨。”林恩点头，“现在，我想了解你们在华国的项目。”
早上兰登离开后，老周提了一嘴这个NGO组织早已进入华国，只是老周也在米国生活了20年，一直没再回去，对国内了解不多，不知道具体情况。
彼得森和林女士交换了一个眼神。
林女士开口，语气变得谨慎而细致：“LINK先生，世宣于1982年开始在华工作。目前年投入约为120万美元（1990年）。
项目主要集中在山南省、西部自治区等边远贫困地区，重点在于改善儿童健康、供水和社区发展。
比如在山南的农村地区，我们有饮水工程项目，建立清洁水源点；也有母婴健康项目，培训当地医护人员，降低儿童死亡率。”
“儿童赞助计划（Child Sponsorship）呢？”林恩翻着手里的资料追问，他看到了这个模式的效率。
彼得森接过话头：“这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个人捐赠项目，也是主要资金来源之一。个人捐助者每月捐赠22-25美元，定向支持一名儿童及他/她所在的社区。这笔钱不直接给家庭，而是进入社区发展基金。
大约85%的捐款会直接用于社区项目，包括改善学校、卫生站、水源，或者提供职业培训给家长等。剩余部分用于项目管理和募款成本。全球范围内，个人赞助贡献了大约4.9亿美元，占我们预算的72%。”
林女士补充道，表情有些无奈：“但在华国开展赞助计划，有...一些独特的挑战。首先，根据民政部门的规定，我们不得展示受助儿童的完整姓名和具体家庭住址。给赞助人的照片只能标注省份和大致的年龄性别信息，比如‘Yunnan boy， age 8’、‘Sichuan girl， age 10’。”
她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另外，过去我们按照全球流程，曾希望受助儿童能定期手写一封感谢信给他们的赞助人。但这个要求在具体执行时，遭遇了当地干部相当坚决的反对。他们认为...要求贫困孩子用非母语（英文）写信给远在欧美的陌生人，是一种‘殖民主义心态’，有损尊严。
这给我们沟通和维系赞助关系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我们现在的华国赞助项目在沟通上是高度受限的。
坦白说，彼得森先生和我个人，更倾向于建议您将更大额度的赞助投入到柬埔寨、越南等亚洲其他地区，比如金边周边的难民营，那里的需求极其迫切，操作流程也更接近我们的全球标准。”
林恩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皮椅里，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他脑海中闪过对那片遥远国土上山川脉络的模糊印象和老周偶尔闲聊时提及的故土艰辛。
殖民主义？尊严？他只觉得那些标签是官僚主义的臆想。重要的不是信件和照片，是切实改变孩子的处境。
还有，这个林女士多半不是大陆人。
他忽然看向身边的妮可，后者正认真听着，眉头微蹙，显然在为那些无形的障碍感到困惑和一丝不忿。
林恩笑了笑，带着少年人的果断：“照片可以不要。名字模糊点也没关系。英文感谢信？”他耸耸肩，用一种近乎轻松的语调说出流利的中文，“我看得懂中文。”
对面的两人都愣住了，彼得森率先回过神，有戏！
他语气中带着推广的热情：
“LINK先生，妮可女士。从80年代到现在，我们已形成成熟的‘明星代言人+公益项目’募款模式，善用名人的巨大影响力提升公众参与度。
许多知名人士选择担任代言人，操作也非常灵活：我们允许明星资助者自主命名其支持项目。对于像您二位这样极具号召力的公众人物，这种方式尤为适用，能极大地扩展我们的项目影响力和募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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