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得知后，心中暗自欣喜，他深知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王莽禀明王政君，将白毛雉鸡进献宗庙。
白毛雉鸡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兆，象征着周公辅佐周成王的盛景。
王莽借此邀功请赏，在多次假意推辞后，接受了太傅和安汉公的封号。
然而，王莽并不满足于此，他的野心愈发膨胀。
为了进一步收揽权力，王莽暗示大臣上奏，称皇帝年幼，政务繁杂，王政君年事已高，除了封爵位的事情需上报外，其余事务都可由安汉公和四辅评议决断。
王政君并未察觉到王莽的野心，便同意了这一建议。
从此，王莽的权力与日俱增，几乎与皇帝无异。
元始四年，王莽的女儿王氏被立为汉平帝皇后。
这一举措，不仅让王莽的地位更加稳固，也让他的野心更加昭然若揭。
同年，王莽称“宰衡”，享受极高的礼遇。
次年，朝廷正式加赐王莽“九锡”。
“九锡”在古代是天子对大臣的最高赏赐，得到“九锡”，意味着离皇位仅有一步之遥。
此时的王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登上皇位。
元始五年，汉平帝突然病重。
关于汉平帝的死因，民间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说王莽为了篡位，在汉平帝的酒中下了毒；也有人说汉平帝是自然病逝。
但无论真相如何，汉平帝的死，都为王莽篡位提供了契机。
汉平帝死后，王莽借口汉元帝的子孙已无合适人选，而汉宣帝的曾孙们都已长大成人，不易控制，于是选择了汉宣帝玄孙中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
王莽则自称“假皇帝”，代行皇帝之职。
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和张绍率领同族人进攻宛城，试图反抗王莽的独裁统治。
然而，他们的力量太过薄弱，很快就失败了。
此后，东郡郡长翟义也发动起义，拥立刘信为帝，自封大司马兼柱天大将军。
翟义发布檄文，声讨王莽的罪行，檄文传遍各地，各地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
王莽惊恐万分，亲自率军镇压。
经过一番激战，起义最终被平息。
镇压起义后，王莽的篡汉之心愈发明显。
初始元年，王莽利用伪造的“符瑞”，宣称“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
在众人的“劝进”下，王莽终于撕下了伪装，废皇太子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
新朝建立后，王莽开始推行一系列托古改制的措施，试图挽救西汉末年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在经济方面，王莽实行王田私属制，将天下田更名为“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
同时，规定一户人家中男丁少于八人而田地超过九百亩的，需将多出来的田地分给邻里乡党。
原本没有田地的人，可以按照制度获得田地。
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保障农民的权益。
但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官僚贵族的强烈反对。
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他们想方设法抵制政策的执行，隐瞒土地数量，贿赂官员。
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又强迫百姓交出土地，导致诏令实施不彻底。
最终，在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宣布废除这一政策。
始建国二年，王莽颁布五均赊贷法，后发展为六筦。
在长安、洛阳等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负责掌控市场物价和赊贷。
同时，国家对盐铁、山泽税和五均赊贷实行垄断。
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物价，打击商人的暴利行为。
然而，这一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为赊贷逾期不还的处罚过重，许多百姓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倾家荡产。
官员们在执行过程中，也趁机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激化了社会矛盾。
币制改革是王莽经济改革中最为频繁的一项。
居摄二年，王莽改铸货币，错刀一枚值五千，契刀一枚值五百，大钱一枚值五十，与五铢钱同时流通。
始建国元年，王莽废除错刀、契刀及五铢钱，更改为金、银、龟、贝、钱、布，命名为“宝货”。
由于币种过多，换算复杂，使用不便，很快就被废除。
天凤元年，王莽再次进行币制改革，重新审核金、银、龟、贝的价值，废除大、小钱，改为货、布。
这四次币制改革，都带有掠夺剥削的色彩，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百姓苦不堪言。
在政治方面，始建国四年和天凤四年，王莽分别进行了两次列土分封，在全国建立了两千多个大小不等的封邑。
然而，受封仪式结束后，王莽却以“图簿未定”为借口，迟迟不向诸侯授予国邑。
这使得诸侯生活困窘，甚至有人不得不受雇替别人做工。
新莽政权因此失去了公卿贵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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