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第三次会面时，公孙鞅抛出霸道强国之术。
他详细阐述如何通过严明法律、奖励耕战和加强中央集权等措施，让秦国在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
秦孝公听得入神，不知不觉间，膝盖向前挪动，两人一连交谈数日都毫无倦意。
秦孝公被公孙鞅的才华和独特见解所折服，认定他就是能帮助秦国实现崛起的人。
然而，确定秦孝公支持变法后，公孙鞅却面临秦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
朝堂之上，甘龙、杜挚等老臣站出来，言辞激烈地主张遵循旧制。
甘龙满脸怒容，大声说道：“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
依照旧有的习俗进行教化，不费力气就能成功；沿袭旧有的法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安定。”
公孙鞅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反驳：“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如果一味遵循旧制，秦国如何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如何能在诸侯争霸中立足？”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得面红耳赤。最终，秦孝公力排众议，坚定地站在公孙鞅这一边，任命他为左庶长，开启变法大幕。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正式启动。
公孙鞅深知，变法的关键在于取信于民，于是制定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法令。
首先是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有罪，其余九家需告发，否则同罪连坐。
这一法令旨在加强社会管控，让百姓互相监督，维护社会秩序。
其次是奖励军功，公孙鞅深知秦国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规定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贵族若无军功，不得列入宗室簿籍。
这一举措打破旧贵族世袭爵位的特权，激发普通士兵的战斗热情。
同时，公孙鞅还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者可免除徭役，而从事商业或因懒惰致贫者，全家罚为官奴。
他希望通过此举，让更多人投身农业生产，增强秦国经济实力。
这些法令一经颁布，便在秦国掀起轩然大波。
旧贵族们利益受损，纷纷跳出来抵制变法。
一些贵族暗中串联，企图煽动百姓反对变法；还有的直接上书秦孝公，要求废除法令。
普通百姓也对新制度心存疑虑，他们习惯旧有的生活方式，对这些陌生的法令感到不安。
公孙鞅深知，此时若稍有退缩，变法便会功亏一篑。
他一方面加强对法令的宣传，派人到各地讲解变法的意义和内容；另一方面，坚决打击反对变法的势力，对那些暗中破坏变法的贵族毫不留情地进行惩处。
为取信于民，公孙鞅在咸阳城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谁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赏十金。
百姓们围在木头旁，议论纷纷，觉得此事太过容易，且赏金丰厚，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公孙鞅见状，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一人壮着胆子将木头搬到北门。
公孙鞅立即兑现诺言，当众将五十金赏赐给他。
这一举动让百姓们相信官府的诚信，也为变法的顺利推行奠定基础。
然而，变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太子驷触犯法令。
在秦国，太子是储君，地位尊崇，不能施以刑罚。
公孙鞅陷入两难境地，但他深知，法令若不能公正执行，变法必将失去公信力。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处罚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被割鼻，一个被黥面。
这一强硬举措震惊秦国上下，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都深刻认识到公孙鞅推行变法的决心，法令也因此得以顺利推行。
数年过去，秦国在变法的推动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百姓家家富裕，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社会秩序井然。
秦军的战斗力也大幅提升，士兵们为获得军功和爵位，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看着秦国日益强大，公孙鞅并未满足，他深知，秦国要想在战国列强中脱颖而出，还需进一步深化改革。
公元前350年，公孙鞅趁热打铁，开展第二次变法。
这一次，他推行县制，将秦国划分为多个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加强中央集权。
这一举措打破旧有的分封制，让秦国的政令能够更加顺畅地传达和执行。
同时，公孙鞅废除井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发展。
此外，他还统一度量衡，为秦国的经济交流和国家税收提供便利。
在商业活动中，统一的度量衡让交易更加公平、便捷，促进秦国商业的繁荣。
随着秦国国力不断增强，公孙鞅开始谋划对外战争。
他深知，秦国要想称霸天下，必须通过战争拓展领土和影响力。
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中惨败于齐国，国力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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