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后半夜开始下，越下越大，直至天亮仍未停歇。夏晚晴与安妮一家照旧起床，顶着倾盆大雨匆匆赶往火车站。所幸，到车站时雨势渐小。夏晚晴赶忙冲进售票大厅排队买票，可大厅里人山人海，购票长队一直排到了大门口。眼看火车发车时间临近，她根本无法挤到前面。
就在这时，一个票贩子凑过来：“要票吗？去哪儿的？” 夏晚晴打量他一眼，觉得还算可靠，便说：“凯里。多少钱？” “十块，不多收，都这价。” 这十块并非票价，而是手续费。夏晚晴无奈，交钱后，票贩子轻松挤到窗口，迅速拿到票后转身离去。
夏晚晴把票交给安妮，告知每张票多收了十块手续费。安妮一家满脸疑惑，连连追问：“为什么？” 一路上，他们多次就此问题与夏晚晴讨论。夏晚晴耐心解释：“票贩子和卖票的人有关系，所以能买到票，我没关系就买不到，只能找他帮忙。” 安妮仍不解：“可要是买火车票得靠关系，这社会不就有问题了吗？” 夏晚晴一时语塞，深感东西方思维的巨大差异。
终于，他们在人流中缓慢挪动，登上火车。落座后，安妮一家仍对那十块钱手续费耿耿于怀，继续与夏晚晴探讨。夏晚晴明白，安妮并非在意这十块钱，而是难以理解这种社会现象。她试图进一步解释：“在中国，很多事情不像西方那样按规则来，人际关系在很多时候起着关键作用。” 安妮似懂非懂，轻轻点头。
1995年6月30日清晨，他们乘坐从贵阳至玉屏的旅游列车抵达凯里。没人接站，他们搭乘公交来到黔东南州石油公司招待所。安妮虽来自资本主义世界，却十分节俭，5毛钱公交费、40元一晚的旅馆，她都觉得很合适。
安顿好后，安妮一家迫不及待去参观博物馆。在夏晚晴看来，这博物馆没多少可看之处，安妮一家却兴致勃勃，问出许多刁钻问题，如 “苗族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国家？”“自治州有哪些自治权利？” 讲解员也难以回答。面对这些西方思维下的问题，夏晚晴一概拒绝回应，可安妮紧追不舍。夏晚晴不耐烦地说：“在中国，所有选择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就像西方人选择自由民主，是他们需要；中国人的情况不同，不能简单类比。” 安妮惊讶地叫起来：“中国人需要专制？” 夏晚晴无奈，引用中国学者的话：“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人口众多，照搬会引发世界性灾难。” 安妮大笑，直摇头表示难以理解。
参观完博物馆，他们受邀到黔东南州文联做客。文联举行座谈会，负责人介绍当地作家写作情况后，请安妮谈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看法。安妮又将话题引到 “人权”“自治权” 等敏感问题上，众人面面相觑。好在一位领导站出来，介绍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成就，才缓解尴尬。夏晚晴觉得，西方知识分子似乎更爱批评，与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当晚文联请客吃饭，安妮的丈夫路易喝醉了。夏晚晴问路易为何喝这么多，路易说众人不停劝酒，不喝不礼貌。夏晚晴解释，中国人劝酒是出于礼貌客气，不喝才是不礼貌，这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问题。安妮一家十分惊讶，夏晚晴只能让他们慢慢体会，还笑称虚伪、说谎是中国人常见习性，少数民族也不例外。
第二天，他们乘班车前往榕江，沿途风景如画，安妮一家赞叹不已，问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为何保护得比汉族地区好。夏晚晴解释：“少数民族多居住在崇山峻岭，原本不适宜农耕和生存，是因躲避汉族侵扰才选择那里，山高坡陡开发难，原始植被才得以保存。”
到达榕江后，夏晚晴去会朋友，安妮一家去看古城。榕江曾是码头，木材商业发达，有 “小南京” 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林业被国家垄断，经济衰退，古城却成了怀古好去处。安妮回来后，夏晚晴问古城如何，安妮说：“不同，与别的地方很不同。” 夏晚晴心想，这大概就是西方思维，中国人更习惯求同，且求大同。
第三天，他们乘坐榕江县城的 “的士”——三轮车，去车江参观侗寨。车江大寨有 “天下第一侗寨” 之称，景色优美，安妮一家连连赞叹。安妮好奇地问：“侗族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比苗族的好些？” 夏晚晴表示很多民族学家也难回答，还告诉她，车江大寨最早居民是苗族，因风水观念搬走了。安妮不懂风水，夏晚晴费力解释半天，自己也觉得没真正懂风水。安妮又问：“侗族不怕失火吗？他们没有风水观念？” 夏晚晴一时语塞，思索后说：“或许他们没地方可去，也可能有自己的防火技术。” 这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安妮一家直摇头。夏晚晴只好补充：“也许侗族有独特的防火方法吧。” 安妮却较真起来，夏晚晴无奈，觉得自己陷入西方逻辑圈套。
随后，他们前往黎平。到黎平时已是晚上11点，下榻鼓楼坡宾馆。登记时，安妮因服务员说她一家是老外需交双倍房费，与服务员理论起来。服务员称是上面规定，安妮不理解，夏晚晴也不知如何劝说。安妮虽交钱，仍不停抱怨。夏晚晴心里觉得安妮过于死板，同时也感慨外国人在中国遭遇不同收费标准并非首例，这背后有着复杂原因，而安妮以法国思维思考中国问题，注定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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