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的风卷着杨絮，扑在人脸上痒痒的。李秀兰坐在机床厂门口的石阶上，手里捏着张刚领的离婚证，红本本被她攥得发皱，边角硌得掌心生疼。不远处的梧桐树下，刘光天穿着簇新的蓝布褂子，正被一群工友围着起哄，胸前的红绸花晃得人眼晕——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新娘是纺织厂的柳俏俏。
“秀兰，你咋在这儿坐着？”车间的王大姐拎着饭盒经过，看见她这副模样，叹了口气，“别往心里去，那姓张的本来就配不上你，离了干净。”
李秀兰扯了扯嘴角，想笑却没笑出来。她跟张建军过了五年，从一开始的举案齐眉到后来的鸡飞狗跳，像场醒不过来的钝痛。张建军总说她“死板”，嫌她下班后不是回家做饭就是蹲在缝纫机前补袜子，说她不像厂里的李会计那样“会来事”。直到上个月撞见他跟李会计在仓库里搂搂抱抱，她才彻底死了心，递离婚协议书时，手都没抖一下。
“我没事。”李秀兰把离婚证塞进布包深处，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就是想在这儿待会儿。”她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刘光天身上——他正笨拙地给大家分糖，糖纸撒了一地，被风卷着打旋，像谁没说完的心事。
她认识刘光天比柳俏俏早。三年前厂里搞技术比武，她负责统计成绩，刘光天拿着个自制的游标卡尺，硬是把零件精度控制在0.01毫米以内，拿了头奖。颁奖时他红着脸说“多亏了秀兰姐帮我核对数据”，那时候她还没离婚，只是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是你手艺好”。
后来张建军开始夜不归宿，她心里憋屈，总爱在午休时去车间看刘光天干活。看他蹲在机床前，眼睛瞪得像铜铃，手里的锉刀在零件上蹭出细细的银粉；看他对着俄文说明书皱眉头，铅笔头咬得都是牙印；看他把磨坏的手套仔细补好，说“还能再用半个月”。她觉得这小伙子身上的踏实劲，像极了刚结婚时的张建军，只是那份踏实，在张建军身上早就被油滑磨没了。
“秀兰姐！”刘光天不知啥时候走了过来，手里攥着块水果糖，红绸花歪在一边，“你也来吃块糖。”他挠着头，有点不好意思，“俏俏说，大家热闹才叫喜事。”
李秀兰接过糖，玻璃纸在阳光下泛着彩光：“恭喜你啊光天，俏俏是个好姑娘。”她记得柳俏俏来厂里找过刘光天一次，拎着个布包，里面装着补好的蓝褂子，针脚细密得像纺织厂里的经纬线，当时她就想，这姑娘跟刘光天，是真的对路。
“秀兰姐，你……”刘光天看着她布包上露出的红本本边角，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只说，“以后有啥难处，你跟我说。”
李秀兰心里一暖，眼眶有点发热。她知道刘光天不善言辞，这话里的分量，比千言万语都重。“我没事，”她剥开糖纸，把水果糖塞进嘴里，橘子味的甜漫开来，压下了舌根的涩，“以后好好过日子，跟俏俏互相疼惜着。”
远处传来柳俏俏的声音：“光天！该走了，迎亲的车都到了！”她穿着红棉袄，站在阳光下，两条长辫上的红绸带飞得老高，像只快活的红蝴蝶。
“来了！”刘光天应着，又看了李秀兰一眼，才转身跑过去。他跑起来的时候，蓝布褂子下摆一飘一飘的，胸前的红绸花在风里跳得欢。
李秀兰看着他跑到柳俏俏身边，看着柳俏俏伸手帮他理好歪了的绸花，看着两人相视而笑的模样，突然觉得嘴里的水果糖甜得正好。她不是不羡慕，只是明白，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像她跟张建军，就像她曾经偷偷在心里盘桓过的那点念想，终究抵不过“不合适”三个字。
王大姐不知啥时候又回来了，手里多了个热馒头：“刚从食堂买的，夹了咸菜，你垫垫肚子。”她挨着李秀兰坐下，“我跟你说，离了好。你看那刘光天，以前见了姑娘就脸红，跟俏俏在一块儿，话都多了；你也一样，离了那糟心的，以后日子肯定能活出个人样来。”
李秀兰咬了口馒头，咸菜的咸混着糖的甜，在嘴里搅出种复杂的滋味。她想起昨天收拾东西时，翻出件张建军没带走的旧衬衫，领口磨破了，她本想扔进垃圾桶，最后却找出针线，仔仔细细缝补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了衣柜最底层——不是还念着旧情，是觉得“东西没坏，扔了可惜”，就像她对这段婚姻，怨过恨过，最后剩下的，竟是点说不清的释然。
迎亲的鞭炮响了，噼里啪啦的，惊飞了梧桐树上的麻雀。李秀兰抬头，看见刘光天骑着辆崭新的自行车，柳俏俏坐在后座，红棉袄的袖子上沾着点杨絮，两人正笑着朝厂门口的工友挥手。自行车后座绑着的红绸带一路飘着，像条喜庆的尾巴，把所有的目光都引向了远方。
“走了，上班去。”李秀兰站起身，拍了拍王大姐的手，“下午我请个假，回趟家，把屋里的东西归置归置，换个新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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