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
恒生指数在一个交易日内暴跌一千两百点。
开盘便是一根大阴线，直接砸穿九千点。午盘小幅反弹一百多点，下午两点，又被一波抛盘狠狠砸落。
收盘时，交易大厅里鸦雀无声。
散户们的脸，一片惨白。
第二天，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
汇丰、渣打、恒生，中环几家大行的营业厅外，队伍拐了两个弯，全是来兑换美元的人。
有人拎着帆布袋，里面装着存折；有人攥着整捆港币现钞，站在队伍里静静等候。
铜锣湾的情况更为夸张。一家东亚银行网点，早上九点开门，十点钟柜台便挂出告示——今日美元现钞额度已售罄。
一位老太太站在柜台前不肯离去，拍着玻璃大喊：“我的钱！我要换美金！”
保安将她劝开，她便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抱着存折，一动不动。
这样的场面，香港人上一次见到，还是在一九六七年。
下午三点。
金管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任局长站在话筒前，神色凝重。
“特区政府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有足够的能力与决心，维持联系汇率制度。”
这句话，他重复了三遍。
记者们的提问却一个比一个尖锐。
“任局长，外汇储备还剩多少？”
“任局长，如果储备耗尽，港府是否有B计划？”
“任局长，有消息称北京方面已放弃对港币的支持，请问——”
任局长打断了他：“没有这回事。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坚定不移。”
发布会结束。
任局长走出会场，上车。车门关上的刹那，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秘书坐在一旁，不敢作声。
同一天。
刘浩从钟老板那里拿到一批新情报。
并非索罗斯阵营的动向，而是英资方面的动作。
怡和、太古、汇丰旗下几家老牌英资公司，过去一个月悄然将大笔资金转往伦敦与新加坡。
账面上毫无痕迹，走的是内部调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倒腾，不经过外汇市场。
但钟老板在汇丰后台系统安插有线人，流水记录一清二楚。
更致命的是第二条情报：
三家英资背景的银行，在银行间拆借市场上，大量向国际对冲基金拆出港币，利率低得离谱。
翻译成、人话——他们在给索罗斯一伙人递子弹。
刘浩将情报加密发回后海。
张红旗看完，只说了一句：“记下来。这笔账，以后算。”
一月初。
达沃斯。
瑞士的冬天，积雪深厚。
陈默身着一件深灰色切斯特菲尔德大衣，站在会议中心的走廊里。
高盛那位副总裁帮他搞定了邀请函。陈默用两天时间混迹圈子，参加三场鸡尾酒会，会见了十余人。
第三天晚上。
穆勒出现了。
海因里希·穆勒，五十七岁，秃顶，矮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时习惯用右手食指敲击桌面。
两人在酒店大堂的壁炉旁落座。
陈默没有废话，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磐石资本过去六个月在亚洲外汇市场的交易记录。
泰铢、印尼盾、林吉特。
三笔交易，斩获四千万美金利润。
穆勒翻了两页，抬眼看向陈默：“你的入场时机很准。”
“运气好。”
“运气能好三次？”
陈默没有接话，从文件夹底层又抽出一张纸。
那是一份交割单，日期为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黑色星期三，英镑崩盘当日。
交割单显示，磐石资本通过一家列支敦士登的壳公司，在英镑崩盘前四十八小时建立空头仓位。
穆勒看着交割单，手指顿住：“你们当时也参与了？”
“喝了口汤。”
穆勒将交割单放回文件夹：“陈先生，你来达沃斯，不是为了滑雪的吧。”
陈默微微一笑：“穆勒先生，我来达沃斯，是因为亚洲还有一块肥肉没吃。”
穆勒沉默不语。
陈默将声音压低半度：“港币。”
穆勒的食指在桌面上轻敲三下：“保持联系。”
一月中旬。
磐石资本在香港外汇市场正式动手。
第一笔，两千万美金，买入三个月期港币远期合约，方向——做空。
第二笔，一千五百万美金，同样做空。
第三笔，八百万美金，恒指期货空头。
三笔单子干脆利落，建仓时机精准卡在金管局每次干预后的反弹高点。
行内人一眼便知——这绝非散户手笔，是老手所为。
金管局的监控系统次日便捕捉到磐石资本的动作。
任局长的桌上多了一份报告。
“磐石资本，BVI注册，开曼托管，资金来源追踪至一家瑞士私人银行。管理规模约两亿美金。过去六个月内在亚洲外汇市场连续做空三国货币获利。现已建立港币空头仓位，初步估算规模四千三百万美金。”
任局长拿起红笔，将“磐石资本”五个字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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