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格利特的身影在禁军押解下消失在宫门长街的尽头，那场充满象征意义的“负荆请罪”仪式，以其极具冲击力的画面，迅速传遍江州，并随着驿马和商队扩散至汉国全境。
它向所有人宣告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王权的威严，不容挑战。
姬长伯的处置堪称雷霆手段，却又在细节处留下了余地。
他严格将惩罚范围限定在“冲击官府”这一具体罪行上，只追究了直接参与暴乱的骨干和首恶，对于教会庞大的普通信众和中下层教士，并未进行大规模株连或信仰上的清算。
这道清晰而克制的界限，让许多原本惴惴不安的教会成员松了口气，也有效避免了因过度压迫可能引发的反弹。
朝堂之上，经历此役的姬长伯，心中对于教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他清晰地看到了海伦那份教谕在关键时刻发挥出的、千军万马也难以替代的作用。
那是信仰的力量，是深入人心的影响力。
他意识到，海伦之于教会，并非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圣女”，而是真正能够引导信众思想、稳定教会局面的关键人物。
同时，他也彻底明白，将教会这样一股庞大的、以信仰凝聚的力量，完全交给来自异域（即使已联姻）的海伦及其族人去影响甚至掌控，对于汉国的长远稳定而言，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这无异于在帝国的肌体内，埋下了一个可能随时被外部势力或内部野心家利用的隐患。
虽然教会对于帮助自己统治中下层民众，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却也成了中下层民众的煽动者。
“信仰，必须掌握在王权手中。”御书房内，姬长伯对着心腹重臣，首次明确提出了他的构想，“或者说，王权，必须成为信仰的最终解释者和最高守护者。神权与世俗权，不应分离，更不能对立，而应合一。”
这便是他深思熟虑后，决心推动的“政教合一”改革。
其核心，并非要消灭信仰，而是要改造教会，将其彻底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使信仰成为巩固王权、教化万民的工具。
改革的步骤谨慎而有序地展开：
首先，姬长伯以协助教会“拨乱反正”、“回归正信”为名，强势介入教会元老会的重组。
在新的元老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若干关键职位必须由精通汉国律法、深受皇室信任的汉人官员或学者担任，负责教义解释的最终审核和教会财产的监督管理。
同时，大幅提升了海伦作为“圣女”在元老会中的法定地位和权力，赋予她在教义争议、重要人事任免上的建议权和否决权，使她成为连接王权与教会的关键桥梁，但也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她的权力来源于皇室的授予与认可。
其次，开始系统性地对教会经典进行“汉化”与“正统化”修订。
由宗正牵头，组织学士与教会内的温和派学者共同组成编修馆，重新诠释教义。
重点强调“忠君爱国”是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敬神”与“忠君”一体两面，将服从世俗法律、履行国民义务提升到信仰的高度。
同时，在教义中大量融入汉文化中的孝道、仁爱、和谐等传统价值观，使这外来宗教逐渐褪去其过于鲜明的异域色彩，变得更易于汉国社会接受，也更符合王朝统治的需要。
再者，将教会体系与地方行政体系进行初步嫁接。
鼓励地方官吏参与甚至主导重要的宗教活动，将官府的政令宣讲与教会的布道活动相结合。
在基层，尝试由德高望重的乡绅、里正兼任教会的基层管理职务，或者反之，让声誉良好的教士协助官府处理民间纠纷，推行教化。
这一系列举措，无疑是在小心翼翼地蚕食教会原有的独立性和外国属性，试图将其改造为一个服务于王权的特殊职能部门。
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了丈夫的意图。她的心情复杂难言。
一方面，她乐见教会摆脱莫格利特那样野心家的控制，回归信仰的纯净，也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丈夫稳定局势。
但另一方面，看着自己自幼信仰的宗教被如此深刻地改造、整合，内心深处不免泛起一丝异样之感。
这是一种文化的隔阂与归属感的微妙冲突。
夜深人静时，她曾轻声问姬长伯：“王上，您这样做，是否会让神灵觉得，我们是在利用信仰，而非纯粹地侍奉？”
姬长伯揽住她的肩膀，目光望向窗外无垠的夜空，语气沉稳而坚定：“海伦，治理一个国家，需要的不仅是侍奉虚无缥缈的神灵，更要管理实实在在的万千生民。信仰若不能引导人向善、守法、爱国，反而成为动荡的根源，那便是走上了歧路。朕并非要扼杀信仰，而是要给它一个正确的方向，让它真正成为护佑我汉国江山社稷、安定人心的力量。这，或许才是对神灵最大的虔诚。”
他顿了顿，看向海伦，眼神柔和了些许，“而你，既是汉国的皇后，也是信众的圣女。由你来引领这次变革，再合适不过。这不仅能保全教会，更能让它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扎根，绵延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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