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很安静，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声。
孙玄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手里攥着那本笔记本。
笔记本里记着那些名字——李建设、王铁柱、马主任的外甥、钱有粮的侄子。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个被改变的人生。
他把笔记本合上，装进口袋里。
散会以后，天已经黑了。
他推开院门，堂屋的灯还亮着。
叶菁璇在等他，桌上扣着一碗面，用盘子盖着。
两个孩子已经睡了，屋里安安静静的。
他坐下来，揭开盘子，面还是热的。
他拿起筷子，大口吃起来。
吃着吃着，他停下来，看着碗里的面，发了一会儿呆。
叶菁璇坐在他旁边，没说话，就那么陪着他。
他吃完了，把碗放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他知道，他们在做对的事。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红山县像一口烧开了的水锅，咕嘟咕嘟地翻滚着。
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比火还烈。
早晨还在县政府定下来的事，中午就传到了最偏远的山沟沟里。
那些被占了名额的知青、那些被欺负了不敢吭声的庄户人、那些憋了一肚子气没处撒的老百姓，一下子都活过来了似的。
公审的消息是第三天贴出来的。
那天一早，县政府门口的告示栏前就围满了人。
天还没大亮，有人举着马灯，有人打着手电，光柱在晨雾里晃来晃去，照着一张张兴奋的脸。
识字的念给不识字的听，年轻的念给年老的听。
念到“枪毙”两个字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叹，像闷雷滚过田野。
告示上列着第一批公审的名单。
红旗公社副主任钱有粮排在第一个，后面跟着跃进公社的马主任。
还有几个孙玄不认识的名字，都是各公社、各大队的干部。
罪名写得清清楚楚：利用职权、徇私舞弊、顶替工农兵学员名额、欺压知青、致人死亡。
白纸黑字，红红的公章盖在上面，像一滴凝固的血。
孙玄站在人群外面，靠着墙，点了根烟。
他看着那些踮着脚尖往里挤的人，听着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高兴？有一点。
解气？也有一点。
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在那里，化不开。
“十八爷爷！”
孙爱民从人群里挤出来，跑得满头是汗。
“县长让我告诉您，公审大会定在明天上午，在县一中操场。让您也去。”
孙玄点点头，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公审大会那天，天还没亮，街上就有人了。
孙玄起来的时候，叶菁璇已经把饭做好了，稀粥，馒头。
他坐下吃饭，孙雅宁也醒了，揉着眼睛爬到他腿上，要吃馒头。
他掰了一小块给她，她小口小口地咬着，吃得很认真。
“爸爸，今天不上学吗？”她问。
“上。吃完饭送你去幼儿园。”
“那你去哪儿？”
“去开会。”
“什么会？”
“大人的会。”孙玄摸摸她的头，没再解释。
吃完饭，他把孙雅宁和孙明熙送到幼儿园，然后骑车往县一中赶。
县一中的操场很大，平时用来上体育课、开运动会，今天成了公审大会的会场。
操场边上搭了一个台子，木板临时拼的，上面铺着红布，摆着几张桌子。
台子两边挂着大标语，白底黑字，在晨风里哗啦啦地响。
台子下面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从这头看不到那头。
有穿棉袄的庄户人，有穿工装的工人，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有抱着孩子的妇女。
有的从几十里外的村子赶来，天不亮就出发，走了好几个小时的山路。
他们站在那里，缩着脖子，跺着脚，但眼睛都亮着，盯着那个台子，等着。
孙玄找了个角落站着，靠着一棵老槐树。
他看见刘平和孙逸站在台子上，两个人都穿着深色的棉大衣，脸色严肃，低声说着什么。
台下的人群还在不断地涌进来，操场上快站不下了，有人爬到墙头上，有人蹲在房顶上，有人骑在树杈上。
九点钟，公审大会正式开始。
刘平走到台前，没有拿稿子。
他站在那里，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沉默了一会儿。
风把他的棉大衣吹得鼓起来，他也没管。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在木板上。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
前些日子，我们县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红旗公社红星大队的知青王建国同志，自杀了。”
台下安静了，静得能听见风刮过旗杆的声音。
“他为什么自杀？因为他两次报名工农兵大学，两次都被刷下来。
他的名额，被别人顶了。
第一次，顶他名额的是公社书记的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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