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笔呀，你们说是不是？”俞鹤伦嘴上说的你们，眼睛最后却落在身旁的牛继宗等人身上。
“受船价影响，跟着你们一起抛的商人，也抛了三四百艘了，海运虽然较河运运力大的多，可你们行事如此极端，海运之利尚未见，亏损就已经在你们眼前了。
无利不起早，你们不是失心疯的人，说说吧，你们想干什么？”
侯孝康对俞鹤伦的话，大感惊讶，他们几府下面虽然也有船往返南北，但规模不大，重点都放在边贸上，相应地江南系和漕运系的勋贵都把重点放到了南北河运上。
所以船价下跌他们并不敏感，俞鹤伦找他们时，他们还觉得奇怪，船价能跌多少？难道北京人还能不吃饭了、贵人们不穿丝绸了，担心个什么？闲得操蛋的家伙。
可现在听了俞鹤伦的话，他意识到俞不是无事找事，他很清楚漕运的船只规模，漕运衙门下属的漕船多为五百石，千石的漕船可以用稀有来形容。
而漕船的数量一直保持在八千至一万艘左右，天佑帝时期是漕运衙门的巅峰时刻，所拥有的漕船也不过一万一千多艘。
按照俞方才说的，一艘海船即使是吨位最小的也可以等额换成八条漕船，一百余艘就等于漕运衙门要有八百艘至一千艘漕船处于闲置状态，这相当于漕运衙门十分之一的运力了。
这还是直接的等额换算，漕运用的是支运法和兑运法。支运法指将漕粮押解至运河沿线的粮仓，再由漕运衙门分段运输；兑运法指将漕粮押解至指定地点，再由运军负责。
在这样的分段运输形式下，将处于闲置状态的漕船数量只多不少，这会有很大问题的。
要知道“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漕运每年耗银约为一千五百万两，光是负责运输漕粮的水手、运丁就有十余万，正所谓“通漕运丁、水手十万家”。
而就像谢鳞的言下之意那样，漕运走私是千古通理。这些运丁、水手虽然辛苦，但可以在运输中私带货物谋求私利，以补其劳。
而这样的走私行为叠加如此庞大的走私人员数量，形成了广泛的、遍布南北的私货贸易，对运河沿线的商贸和百姓有极大的影响，所累者何止百万。
要知道，漕粮来自江苏、安徽（约一百八十万石），浙江（约六十五万石），江西（约五十五万石），湖广（约二十五万石），山东（约三十八万石），河南（约三十八万石），总额约为四百余万石。
之所以民间私有船只的船价会下跌，是因为漕船是不可能闲置的，要不然漕运衙门就得裁人，缩减雇佣的水手数量，那样的后果是朝廷不愿也无法承受的。
可如果闲置的漕船大批量闯入民间商业运输，那时候就是狼入羊圈，左右都是一口。
而俞鹤伦方才讲了，对面这帮人加上南北商人已经抛了七百艘了，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停止的趋势，这不是小数目了。
运河上的船只夸口有百万，虽是虚指，但相差不远，可这里面有资格进行中长途南北运输的、三百石以上的大货船，能有数万已经是很不得了了，而这帮人抛售船只的吨位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大船。
正如俞鹤伦讲的，这帮人又不是失心疯，背后一定有他们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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