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突然地强硬震惊了所有人，也刷新了所有人对刘恒的看法。
从来没人小看过刘恒，但他们认知里的刘恒，不过是刘恒实际的九牛一毛。
刘恒是“仁君”，但不代表他没有手段。
诸侯王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最近一段时间都老实了下来，将偷偷练的兵藏了起来，打造兵器的工坊也关了。
但严查盐铁走私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刘恒对他们的打压，还远不止此。
二月，刘恒颁布“禁械令”，明令规定诸侯王工坊内所造铁器不得超过十五斤，矛头不能长过一尺二寸。
三月，刘恒颁布“铸币稽核令”，要求各郡国每月上报铜料消耗和钱币产出，遏制地方诸侯王的私铸取利。
四月，汉庭推行“工官监察法”，要求各郡国工坊每季度接受少府监造核查。
刘恒按照云哥的提议，在少府检验核查的铁器上铸上编号，只有有编号的才能在市面上流通，没有编号的被官府查获，一律按谋反罪论处。
六月，汉庭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要求地方郡守、都尉，每年要派人进京汇报一次，将地方上的事情交代清楚。
八月，汉庭扩大了地方官吏规模，削减了中央朝廷的部分官员，增加了诸侯国里的朝廷官员，并提升了他们相应的权力，用以制衡诸侯王。
一年里，刘恒连续颁布多条诏令，从政治、经济、军事，多个方面打压和削弱诸侯王，让诸侯王难以应对。
刘恒是彻底硬起来了，也是将诸侯王压的软了下去。
因为在三月份的时候，匈奴5000骑兵突袭代郡，将军周亚夫率领车骑混合部队3000人反击，大破匈奴左贤王部，一举焚毁匈奴粮草十万石。
十万石粮草，够匈奴人心疼一段时间了。
上战场作战的，不是那八万秘密训练的士兵，而是周亚夫在边境上，新带出来的数万军队。
周亚夫用战争，证明了他所带出军队的作战能力，算是给刘恒吃了一颗定心丸。
刘恒不是不想制衡诸侯王，只是碍于血缘亲情，再加上汉初奉行黄老无为的思想，刘恒不愿意折腾，这才没有那么大动干戈。
但这次，诸侯王联络匈奴，给匈奴送去盐铁物资，壮大了外族的力量，是彻底触到了刘恒的底线。
在刘恒眼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你们窝里斗我能接受，可你们要帮着外族进攻我大汉的话，那没得谈！
这次只要诸侯王不妥协，刘恒绝对不会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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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一个月一条律令，而且都是针对诸侯王的，让他们都傻了眼。
这是限制我们呢，还是要我们的命呢？
但看到周亚夫和匈奴作战的战果，许多人还是怂了。
周亚夫这一战太让人震惊了，不仅军纪严整、车骑配合周密，主帅的战略战术安排也毫无破绽。
这一战证明了朝廷并不是软柿子，让诸侯王看到了朝廷的作战实力，
毕竟在此之前，匈奴都快打到长安了，这让许多诸侯王都打心眼里看不起朝廷。
尤其是吴王刘濞，他是最看不起朝廷的，但是现在一想到周亚夫，总是不自觉地打寒颤，后背还感觉凉飕飕的。
诸侯王不知道朝廷的具体兵力如何，更不知道朝廷像周亚夫这样的主帅还有多少，毕竟双方都在隐藏实力。
另外，刘恒在实施这些政策前，也是考虑过后果的；
为了防止将诸侯王逼反，刘恒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离间了几个诸侯王的关系。
虽然此时的大汉有22个诸侯王，但诸侯王的心也不是齐的，大致分成了三派。
一派是有野心、有能力，还和朝廷有深仇大恨的，像吴王刘濞。
一派是不管出于亲情还是利益，都坚定地站在刘恒这边的，像梁王刘武、代王刘登（刘参的儿子，刘恒的孙子）。
最后一派就是中立派，既不站队刘恒，又没有野心，就想独善其身，老老实实做个诸侯王。
刘恒就是拿下了这些中立派，离间了他们与吴王刘濞的关系，充分利用了制衡之术，变相的削弱了吴王刘濞的实力。
刘恒不仅强硬的反击，并且从多个方面拿捏住了诸侯王，让他们从心里对刘恒畏惧，不敢造反。
刘恒的把握非常到位，虽然说将诸侯王逼得很紧，但并没有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
诸侯王紧急做了各种措施，以应对刘恒的政令。
比如吴国将造兵器的工坊拆分成十几处，每个工坊造一部分零件，最后合并到海上组装，将兵器藏在海船上，不用印编号。
楚国偷偷将工坊搬到了云梦泽，因为高祖曾经在那儿拿下过韩信，所以朝廷一般不去那里追查。
至于钱币，苏云教了刘恒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利用钱和物的关系，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良币追逐劣币的趋势。
因为钱和朝廷的信用挂钩，劣币多了诸侯王会赚钱，百姓会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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