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下，姐妹们，婚纱是租的还是送的？”一个声音谨慎地问。这个用户的名字是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头像是她家的一只灰色虎斑猫，猫的眼睛是黄色的，圆圆的，看起来比主人聪明。
“活动介绍上写了，是租赁，活动结束后要归还的。”有人回答。
“租赁？那我要是不还呢？我自己穿的婚纱，凭什么还？”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评论区瞬间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婚纱既然是租的，当然要还，这是基本的契约精神；另一派则认为，自己花钱租的婚纱，穿都穿了，凭什么还回去？再说了，婚纱是婚礼用品，嫁给自己也是一场婚礼，婚礼上穿的婚纱就是自己的，哪有还回去的道理？
“你们这些女人，思想太僵化了。”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用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写道，“这个社会教我们忍让，教我们守规矩，但我们不能再忍让了。我们穿过的婚纱，就是我们自己的婚纱。商家要是敢来要，我们就跟他们讲道理。八千卢布呢，八千卢布买一条婚纱怎么了？外面一条普通的婚纱也要一万五，我们才花八千，这已经是优惠了。”
这条评论获得了四十七个点赞。
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的那只灰猫头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发出一行字：“但活动介绍上写得很清楚，是租赁。租赁的意思就是——要还。”
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没有回复她。她不需要回复。她已经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就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不是因为她看不见危险，而是因为她觉得沙子底下比外面安全。
安娜·彼得罗夫娜翻完了所有评论，最终也报了名。
她交了八千卢布，用的是她上个月的工资。交完钱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又“咚咚”地跳了起来，但这次不是因为激动，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像一根细细的针尖，扎在她胃的最深处。
她把这种不安归结为“婚前焦虑”。
毕竟，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嫁给自己一次，对吧？
十月十五日，萨拉托夫。
天还没亮，安娜·彼得罗夫娜就醒了。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去年春天就开始存在的裂缝，裂缝的形状像一道闪电，又像一个歪歪扭扭的问号。窗外的风在吹，吹得窗框嗡嗡作响，那声音像有人在远处哭。
她花了两个小时化妆。
粉底液是她在打折时买的，比肤色白了一个色号，涂在脸上像戴了一张面具。眼影是蓝色的，涂得很厚，像两只被踩扁的蝴蝶趴在眼皮上。口红是大红色的，她涂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嘴唇看起来像被切开的新鲜牛肉。
然后她穿上自己最好的一件外套——一件暗红色的呢子大衣，领口有一块怎么也洗不掉的油渍，她用一条围巾挡住了。
她走出家门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街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映出她瘦长的影子。影子拖在她身后，像一个沉默的、不想跟来的东西。
她在街角的公交站等车。等了二十分钟，来了一辆破旧的巴士，车身漆面斑驳，车门关上时发出“嘎吱”一声，像老人在咳嗽。她上了车，车上没有别的乘客，只有司机——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穿一件油腻腻的夹克衫，嘴里叼着一根快要燃尽的烟，烟灰掉在他自己的裤子上，他也不掸。
“去哪？”司机问。
“白桦林庄园。”安娜·彼得罗夫娜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暂，但安娜·彼得罗夫娜捕捉到了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同情，而是某种类似于认领尸体时的那种平静的确认。
“郊外那个？”司机把烟头掐灭在方向盘上。
“对。”
“那地方以前是个疗养院，”司机发动了引擎，巴士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后来倒闭了。再后来有人租下来办过几次活动，都不长久。听说那片地底下以前埋过东西。”
“埋过什么？”
司机耸了耸肩。“谁知道呢。罗刹国这片土地上，什么东西没埋过？”
巴士在空旷的街道上行驶，穿过萨拉托夫还在沉睡的城区。他们经过一排排灰色混凝土楼房，楼房外墙上的漆早已剥落，露出底下更深一层的灰色。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安娜·彼得罗夫娜看见路口中央有一个老太太在烧什么东西，火光映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张脸像一张揉皱又展开的旧报纸。
“那是在干什么？”安娜·彼得罗夫娜问。
司机没有回答。他只是加快了车速，巴士颠簸着驶过那个路口，把火光和老太太都甩在了身后。
车子开出城区，路况越来越差。柏油路面变成了碎石路，碎石路变成了泥土路。路两边是望不到头的白桦林，树干是白的，树皮上有黑色的斑点，像一只只睁开的眼睛。风穿过林子，发出一种尖锐的、持续的口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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