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的彼得扎沃茨克，残雪像癞疮般粘在街角。奥涅加湖还在沉睡，冰面上裂开几道黑黢黢的口子，像大地睁开的不祥的眼缝。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梅德韦杰夫就是在这样一个黄昏咽气的。
他死于心肌梗塞，死在他那张铺着土耳其毯子的红木沙发上。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本翻烂了的《圣经》，银质的十字架从指缝间滑落，在地板上弹了两下，滚进沙发底下去了。这是神父后来告诉邻居的——神父赶来做了临终忏悔，虽然来晚了二十分钟，但灵魂总归是收进了天国。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
那是彼得扎沃茨克多年未见的盛况。从铸造厂区到十月大街，吊唁的人排成了蜿蜒的长队。有穿灰制服的小官员，有围黑色头巾的老妇人，有铸造厂的工人，有教堂的唱诗班，甚至还有几个蓬头垢面的乞丐——他们听说梅德韦杰夫先生生前每周都往慈善箱里投十个卢布。
棺材是橡木的，由八个人抬着。梅德韦杰夫躺在里面，穿一身浆洗得发硬的黑色礼服，双手交叠在胸前，脸被化妆师涂得惨白，嘴唇上抹了过红的胭脂。那样子不像一个死者，倒像一尊蜡像，像剧院里演完最后一幕来不及卸妆的演员。
送葬的队伍缓缓穿过市区，朝郊外的公墓走去。风从湖面上刮过来，裹挟着冰碴子的腥气。有人低声抽泣，有人画着十字，有人窃窃私语：
“多好的人啊……”
“一辈子没亏待过谁……”
“上帝收走的是他自己的圣人……”
这些话像雪片一样落在棺材上，又被风吹散了。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梅德韦杰夫，彼得扎沃茨克的慈善家、模范丈夫、虔诚的东正教徒、工人权益的保护者、孤儿院的赞助人——死了。所有人都这么说。所有人都这么信。
只有一个人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外围，没有哭，没有画十字，甚至没有朝棺材的方向多看一眼。那是个瘦削的中年人，穿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领口磨得发白。他叫格里戈里·维克托罗维奇·佩特罗夫，是铸造厂的会计，也是梅德韦杰夫三十年来唯一不敢正视的人。
佩特罗夫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他在数自己的步子，数了三千多步，一直数到公墓门口。然后他抬起头，望着那具被抬进墓园的棺材，嘴角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终于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死了三十年的女人。
梅德韦杰夫的故事，要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一年是一八九六年，尼古拉二世加冕的那一年。整个罗刹国都沉浸在莫名其妙的亢奋里，彼得扎沃茨克也不例外。铸造厂的烟囱冒出的黑烟比平时更浓，街上的醉汉比平时更多，教堂的钟声比平时敲得更勤。
那一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梅德韦杰夫二十七岁，是铸造厂新来的车间主任。他相貌端正，举止得体，说话轻声细语，从不骂人，从不动手，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这在当时的彼得扎沃茨克简直是个奇迹。
工人们私下里议论：“这位新来的老爷，怕是天使托生的吧？”
但也有人不这么说。
那个人叫维克托·伊里奇·佩特罗夫，是厂里的老会计，格里戈里的父亲。老头儿瘦得像根火柴棍，戴一副铜框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永远眯着的眼睛。他看人的时候，那眼神像锥子，能钻进你骨头缝里去。
有一次发完工资，老佩特罗夫在账房门口堵住了梅德韦杰夫。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他说，声音不大，“您上周在工人互助金里签的那笔账，数目不对。”
梅德韦杰夫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没有任何不悦，反而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是吗？维克托·伊里奇，我可能是算错了。您告诉我错在哪儿，我马上改。”
老佩特罗夫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
“也许是我看错了。”他说，然后把账本合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晚上，老佩特罗夫在家里喝了很多伏特加。他的儿子格里戈里——那时候才十五岁——坐在角落里，看着父亲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灌。
“爸爸，您怎么了？”
老佩特罗夫把酒杯往桌上一顿，玻璃碎了一个口子。
“那个人，”他说，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个人眼睛里没有光。”
格里戈里没听懂。
“什么光？”
老佩特罗夫没有回答。他只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对着窗户外面漆黑的夜色说：
“狼的眼睛在夜里也会发绿光，那是它的本性。可是那个人……他连绿光都没有。他的眼睛是死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格里戈里摇摇头。
“意味着他比狼更可怕。”老佩特罗夫说，“狼至少还知道自己是谁。”
那之后不到一个月，老佩特罗夫死了。
官方说法是中风。那天早上他被人发现在账房的桌子后面，脸趴在账本上，墨水瓶打翻了，蓝色的墨水洇湿了整整三页账目。厂医说是脑溢血，死得很快，没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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