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七月，亚速海沿岸的叶伊斯克小镇，热浪如无形的巨兽般匍匐在屋顶、街道与人们的脊背上。这里本是哥萨克人的土地，黄沙与咸风交织，但镇子西头却蜷缩着一片名为“新长崎”的异域角落——那是沙皇时代遗留的日本人聚居区。几栋褪色的木结构房屋歪斜地立着，屋檐下悬着褪成灰白的纸灯笼，檐角雕着龙首，却积满了哥萨克马蹄扬起的尘土。日本人早已散去大半，只余下零星几户混血后裔，连名字都改成了斯拉夫式的：安倍诺夫、安倍诺夫、山本诺夫。他们说俄语，拜东正教圣像，却在院子里种樱花树，在门楣上挂稻草绳结。这地方像一块被遗忘的补丁，缝在罗刹国粗粝的麻布上，既不东也不西，只余下一种荒诞的尴尬。孩子们倒是浑不在意，他们赤脚在滚烫的泥地上奔跑，把日本纸鸢糊上红星，把哥萨克歌谣唱成五声音阶。
十二岁的伊里亚·山本诺夫正是其中之一。他皮肤晒成麦色，头发像一蓬乱草，此刻正坐在邻居尼古拉·安倍诺夫家的木头门廊下。尼古拉比他小一岁，圆脸雀斑，是“新长崎”仅存的纯日本血统孩子——他祖父是明治年间的渔夫，随一艘迷航的船漂流至此，却在革命年代被时代的洪流冲刷得只剩一个斯拉夫名字。两人面前摆着两瓶冰镇克瓦斯，瓶子外壁凝着水珠，像泪痕。空气黏稠得能拧出蜜来，蝉鸣嘶哑，仿佛大地在干渴中呻吟。尼古拉的母亲刚切开一个沙瓤西瓜，红汁溅在木桌上，甜腥气混着海风的咸涩，在热浪里发酵。
“吃吧，伊里亚，”尼古拉把最大一块推过来，瓜瓤颤巍巍的，“我爹说，今年瓜甜，是亚速海的龙王发了善心。”他咧嘴笑，露出豁牙，汗水顺着他短小的脊梁沟往下淌。伊里亚刚抓起瓜啃了一口，汁水顺着下巴流到衣领上，冰凉的快意还没散开，目光却被马路对面攫住了。
马路对面，是“新长崎”与哥萨克街区的交界。一棵孤零零的老橡树下，立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褪色的墨绿和服，衣料僵硬如纸，脚上却是双破旧的哥萨克软靴。最诡异的是她的伞——一把硕大的红纸伞，伞骨歪斜，伞面斑驳，竟不是用手撑着，而是用嘴叼着伞柄。伞沿低垂，几乎盖住她的脸，只露出一截苍白的下巴，像一弯惨白的月牙。她一动不动，仿佛从地底长出来的石像，与周遭蒸腾的热浪格格不入。伊里亚的瓜停在半空，汁水滴在裤子上，洇开一片深色。
“尼古拉，”伊里亚声音发紧，“看对面……那个打伞的女人。”
尼古拉头也不抬，咔嚓咬下一大口瓜：“哪有女人？只有老橡树。你眼花了，太阳把你脑子晒化了。”他眯眼望过去，蝉鸣忽然静了一瞬，又猛地喧嚣起来，像无数细针扎进耳膜。
“就在那儿！嘴叼着伞……红纸伞！这么大！”伊里亚几乎跳起来，手指戳向虚空。可尼古拉茫然摇头，连切瓜的尼古拉母亲也只当孩子胡闹，笑着又递来一块瓜。伊里亚的心沉下去，那女人依旧静立，伞影在沙地上投下不祥的墨点。他忽然想起镇上传闻：亚速海的龙王发怒时，会派使者上岸，专寻不听话的孩子。可这伞……这伞分明是日本的物件！他瞥向尼古拉家门楣上挂着的稻草绳结，那绳结在热风里微微晃动，像垂死的蛇。
这时，尼古拉的叔叔谢尔盖撞开了院门。谢尔盖·安倍诺夫是社区里最年长的男人，曾是沙皇海军的水手，革命后流落此地。他身形魁梧，左眼蒙着黑布，那是日俄战争在对马海峡留下的纪念。他肩上扛着一捆柴火，汗衫湿透贴在脊背上，另一只独眼扫过院子，落在两个孩子身上。
“小崽子们，别贪凉了！”谢尔盖嗓音沙哑如砂纸摩擦，“这天要变脸，比苏维埃委员的承诺还快。我刚从码头回来，海风带着铁锈味——暴雨要来了。”他放下柴捆，木柴砸地的闷响让院中狗吠了两声。伊里亚的母亲常夸谢尔盖叔叔懂天象，说他的独眼能看穿乌云。伊里亚急急指向马路对面：“叔叔，您看！那个打伞的女人！她肯定看了天气预报，知道要下雨！”
谢尔盖的独眼顺着伊里亚的手指移去。刹那间，他脸上的汗珠凝住了。那只仅存的眼睛骤然缩紧，瞳孔里映出老橡树下空无一物的沙地。他喉结滚动，像咽下了一块烧红的炭。院中蝉鸣戛然而止，连狗都夹着尾巴缩到屋檐下。谢尔盖猛地转身，柴刀哐当掉在地上。他一把将尼古拉拽到身后，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另一只手死死攥住伊里亚的胳膊，指甲几乎嵌进肉里。
“闭嘴，孩子！”谢尔盖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金属刮擦的颤音，“你看见了……伞之灵？”
“什么灵？就是个打伞的女人！”伊里亚挣脱不开，胳膊火辣辣地疼。
谢尔盖没回答。他冲屋里吼了一声，尼古拉的母亲端着瓜盘的手一抖，红汁泼了一地。她脸色霎时惨白，盘子哐啷碎裂，碎片溅到伊里亚脚边。屋内，尼古拉的父亲——一个沉默的渔夫——跌跌撞撞冲出来，手里攥着东正教的十字架，嘴里念着“圣母帡幪”。他们围着谢尔盖，像一群受惊的羊挤在头羊身后。伊里亚被推搡到门廊角落，听见大人们急促的斯拉夫语低语，碎片般刺入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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