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6年的深秋，卢加市的雾气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有着一股子生铁混着煤渣的味道，让人觉得不安。圣十字街18号的绿漆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伊里亚·安德烈耶维奇·索罗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只走得比现实还慢的怀表——五点四十七分，指针像被冻住了一样，死活不肯再往前爬一格。
“你又晚了，伊留沙。”母亲阿克西尼娅·伊凡诺夫娜的声音从门厅深处飘来，像是从一只旧茶壶里倒出来的，带着一股子陈年茶垢的苦涩。
她站在那儿，矮小的身子裹在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里，手里拿着那把桦木扫帚，扫帚毛已经秃得像个老头的脑袋。她脚下的地板亮得能照出天花板上那块像斯大林侧影的霉斑——那霉斑是去年冬天长的，起初只是个黑点，后来慢慢长出了鼻子和胡子，现在连烟斗都隐约可见。
“我没晚，是表慢了。”伊里亚嘟囔着，把怀表塞进兜里，那表是父亲留下的，走得慢，但活得比父亲还长。
母亲没接话，只是用围裙擦了擦手，那双手上布满了冻疮和裂口，像是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地图，每一道裂口都是一条通往过去的秘密小径。她递给伊里亚一只搪瓷缸，里面装着昨晚剩下的荞麦粥，粥面上浮着一层灰白色的皮，像是一张死人的脸。
“带着，别饿着。”她说，声音低得像是怕吵醒天花板上的斯大林，“还有，别让人看见你读那些诗。”
伊里亚点点头，没说话。他知道“那些诗”指的是什么——一本藏在《联共党史》书套里的普希金，扉页上还有父亲用橡树皮墨水写的批注：“野蔷薇在铁丝网里也能开花。”那行字下面还有一行更淡的，像是后来补上去的：“但开花不代表能结果。”
他接过搪瓷缸，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母亲的手，冰凉，像是一块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砖头。
“我走了。”他说，转身推开门，门外的雾气立刻扑了进来，像是要把他重新拖回屋里。
母亲在他身后念起了晨祷，声音断断续续，像是被雾气打湿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她顿了一下，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如同《真理报》的社论所说，顺从是工人阶级的第一美德。”
伊里亚没回头，他知道母亲不是在祷告，是在背《工人行为规范》。自从父亲1930年被划为“富农分子”后，他们家的祷告词就换成了这个。上帝被开除了，换上了科里亚金同志——一个从未存在过却无处不在的人。
卢加机械厂坐落在卢加河支流旁，外墙刷着褪色的赭红色涂料，像是一块被反复咀嚼过的口香糖。伊里亚在门卫室签到时，值班员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正用酒精炉煮着某种可疑的绿色液体，那味道像是把旧袜子泡在汽油里再点燃。
“早啊，索罗金同志。”瓦西里咧嘴一笑，露出三颗金牙和一颗缺口，“今天又要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啊？”
伊里亚没搭理他，拿起笔在签到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支笔是公用的，笔尖分叉，写起来像是要把纸划破。他刚写完，考勤钟突然发出一声呜咽，像是有人用生锈的锯子在锯一根骨头。
“这钟又犯病了。”瓦西里头也不抬地说，“上次它这么叫的时候，第三车间的彼得罗夫跳了卢加河，尸体捞上来的时候，口袋里塞满了《工人守则》。”
伊里亚没接话，转身往车间走。身后传来瓦西里哼歌的声音，调子是《国际歌》，但词被改了：“奋起吧，被奴役的人们……顺从，还是解放……”
装配车间主任库兹涅佐夫同志站在冲压机床旁，穿着一套灰色呢子西装，胸口别着一枚“劳动红旗勋章”——当然是复制品，真品据说在1934年大清洗时被当作“反革命证据”收缴了。此人有着蒙古人种特征的狭长眼睛，左眼虹膜是琥珀色的，右眼却是普通的棕色，看起来像是两颗不同品种的葡萄被硬塞进同一个眼眶。
“索罗金同志，”库兹涅佐夫的声音像是从生锈的管道里挤出来的，“听说你母亲在贵族医院当清洁工？”
他的手指在I5型车床的操作手册上敲出规律的节奏，哒哒哒，像是某种密码。伊里亚注意到他的指甲是黄色的，像是被烟熏过的象牙。
“是……是的，库兹涅佐夫同志。”伊里亚的喉结不安地滚动，像是一只被困在皮肤下的老鼠。
“很好。”库兹涅佐夫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得可疑的牙齿，“顺从是工人阶级的第一美德，你母亲是个模范公民。”
伊里亚没说话，他注意到车间里的其他工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十二台车床同时陷入诡异的静默。那些机器像是被施了定身法，钻头悬在半空，锯片停在半途，连铁屑都凝固在了空气里。
“去吧，”库兹涅佐夫挥了挥手，“今天你去第三车间，协助维修那台老冲压机。它最近……不太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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