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时的文学审美原则，皇帝御宇，其言也神。蠢尔蛮夷，大邦为仇。堂堂王师，正大光明，中华正统，竟以匹夫为对，格调卑下。所以同时代的王应麟《词学指南》评其“开禧用兵，诏谕天下，首联云‘匹夫无不报之仇’，何其陋也”。叶绍翁记其叔父初见此句时说：“以中|国而对匹夫，气弱矣。其能胜乎？”（《四朝闻见录?戊集》）此皆知文者。
现代读者喜欢能被迅速纳入到自身理解范畴中的句子。惟其如此，才更容易引起感情共鸣。故而陈寅恪虽极称许汪藻《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但也指出其名句（见作者说）“亦以语意较显，所以特为当时及后世所传诵”。（《论再生缘》）在现代的这种文学风尚下，“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因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就是比“以德行仁，本性诚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经纬之自然”更受欢迎，就是胜于“月齐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顺干而配地，是以广生”这类现在看起来“无甚奇处”的句子。
但我辈所轻之文，还原到当时语境中，事实却是甚受推崇。比如上一个句子，天子见后大为激赏，叹曰：“数句用经语，该括明备，非卿不能为，真大手笔也。”（《词学指南》）这不是虚誉，而是那句用的文章技巧，极好地契合了宋代对诏体文写作的文学要求，所谓真正的“王言之体”。
故而谢星涵见到《明日歌》，只是觉得有点意思，但却并没有很推许，也就容易理解了。好奇南北时代文学好尚的小伙伴可以去读《文选》《诗品》《文心雕龙》，三书毕，便能对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趣味有一个浅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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