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来到了两天后，孙依玲刚刚下班回家，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喂，对我是孙依玲，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潘乐军？”孙依玲仔细想了想，哦对那天周律师说了，这个人好像就是整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包括丈夫之前在的那个朗心公司也是他控制的。
这估计就是来找自己商量那个赔偿的事呢。
想到这里孙依玲直接开口道：“哦王律师是吧，你是来和我谈赔偿的事吧，周律师已经和我说过了，你直接说吧，对方能给多少钱。”
电话另一边，律所办公室的王律师闻言笑道：“哦，原来周律师都已经和您说了，那我就直接点，潘总的家属准备给您把那一百一十三万多都执行了。”
“然后就是您这边能不能给出一个谅解书呢？”
听到这话，孙依玲顿时笑了，说实话，有时候她真的不知道对面这些人，这些老板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说他们有没有钱，当然是有钱的，用屁股想都知道有钱。
周云之前给她说过，这么多次的诉讼，对方同样请了律师，对方为此支出的律师费都不少了，好几万肯定有。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拖着，拖的她绝望之后，再调解，讨价还价，花点小钱来解决问题。
但是到了现在，人都已经进去了，还在这讨价还价？
这是真的让她理解不了，要钱不要命是吧。
想到这里，孙依玲直接道：“把那个赔偿给了，然后要谅解书是吧？”
“你们如果是这么想的，那就不用谈了，该咋办咋办吧，就这样，挂了。”
说完，孙依玲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挂了电话，现在她可以说是无条件信任周云。
既然周律师说除非多给钱才答应，那就必须得多给钱才行，不然就直接判，反正后面肯定能要到那笔钱。
电话另一边，王律师还想再说什么，然而他只能听到手机的忙音。
忍不住叹口气，王律师感觉很烦，之前就说了，要谅解书就大气一点，多给点钱，直接一次性到位了，别讨价还价。
结果没想到，那位潘总的妻子都这个时候还想着省一点，不是你这时候了怎么省啊。
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王律师拨通了电话。
“喂刘女士，嗯不忙吧，哎给你说个事，就谅解书那个，人家根本就不答应，对，我这边话还没说完呢，她就说了，说我们要只想把赔偿给了就要谅解书，那就不用谈了。”
“对然后就挂了电话，我又打了几次，人家都不接。”
潘总家里，被称为刘女士的女人皱着眉头道：“不是这女的什么情况啊，那她觉得这不行好歹给个价是吧，直接挂电话算什么啊。”
听到这话，王律师再也忍不住了：“刘女士，现在是你丈夫被抓了，你们是求着人家的，所以咱就别说这种话了。”
“这不是做买卖，这是求人家谅解呢。”
反正有那么一瞬间，王律师甚至都感觉这位刘女士是不是很想让自己丈夫坐牢，不然怎么就这么抠门呢。
明明里面的潘总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多给钱，一定要拿到谅解书，哪怕少待一天也行。
但是这位刘女士呢，找自己的时候很着急，看得出来很担心丈夫。
但是只要一谈到钱，那就像是失了智一样，各种抠，丝毫看不清形式。
这种情况王律师也不知道怎么办，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听当事人的话，也就是里面那位潘总的。
但是，潘总还在看守所，也没这本事掏钱，所以只能指望他老婆。
实务中像是这种家属和嫌疑人意见不一的情况不是很多，但也不少。
一般最常见的情况就是：要不要退（赔）款。
做刑辩律师的一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些经济类案件，公安机关不给取保，就是要让你尽快退赔。
嫌疑人是很想退赔的，最起码退了之后就可以取保，人暂时就能出来，不用在看守所受罪了。
但是其家属没有能力或者有能力但不想退赔，这种情况多不多，概率上看不多，但如果看绝对值的话也不少，毕竟我们国家人太多了。
尤其是退赔这种情况，很容易形成利益割裂。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毕竟在里面和外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里面的想着赶紧出去，外面的想着能省点就省点，万一花了钱没用咋办。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情况下律师该怎么办，听谁的。
没能力退赔那没办法，律师总不能说你去卖房子或者干嘛，那肯定不行，律师只能告知法律风险。
那如果有能力退赔但就是不给咋办，还是那句话，律师不是保姆，尽到充分告知义务就行，这个是为了规避自身的法律风险。
嫌疑人在里面，就算做了决定也执行不了，所以能执行的就是外面的家属。
法律上对这个情况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说，指定法律法规的人可能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按照实际情况来，谁拿着钱，听谁的，但是要把告知的证据留好，免得以后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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