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保甲法和免役法具体内容以及其历史影响，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两项新法在开始实施后的社会景象。
保甲法在施行之后不久就显现出了它的弊端，平时自由懒散惯了的普通农民突然间被各种类似于军法的规定所要求，这让很多保丁都无法接受和忍受。大户人家倒还好说，毕竟有家有业也就只能忍着受着，可那些贫苦人家以及那些本就没有土地的客户就不同了，他们是光脚的，于是这些人当中便有人因为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矛盾索性直接当起了土匪或强盗。当地官府为了免于追责则是对这些事匿而不报，这就导致情况一步步地开始恶化。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普遍性的，要不然宋朝这一年指定会天下大乱，可这种现象所折射出的问题和隐患却是不容忽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新党所憎恶又被旧党所不容的王拱辰站了出来。作为新法的反对派，王拱辰这时候站出来当然不是要为新法摇旗呐喊的，他针对保甲法导致某些地方盗匪滋生的问题向赵顼上疏陈述其害。
王拱辰当然是希望赵顼能够下令废除保甲法，但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如果提这样的要求极有可能会被赵顼直接否决，为此他转而请求赵顼能够让下等户免于执行保甲法，从而让这些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农业生产。王拱辰这个建议无疑是正中要害，毕竟被逼为盗为匪的人多是来自于下等户。
毫无疑问，王拱辰的这份奏请遭到了新法派的攻击，他们认为王拱辰这是在公然抗法理应予以惩处，但王拱辰好歹也是曾经的科考状元，也是一名曾经经历过无数唇枪舌剑的大宋言官，对于新法派的指控，王拱辰据理力争并直言自己此举是在以身报国。这话可就重了，王拱辰这意思就是说他愿意为此而以死相争。赵顼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王拱辰的奏请，由此下等户得以免服保甲法。
说心里话，王拱辰的这一番作为真的要让人对其刮目相看，我个人甚至觉得这应该成为其官宦生涯里最为高光的时刻。别的不说，单是其奏请让下等户免服保甲法并不惜以身抗法的举动就足以看出此人身上多少还是有一点为民请命的士大夫精神。
如前所言，如果我们认为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士大夫阶层只有新旧两派之分，那么这种认知就太过肤浅和片面了。事实上，在当时有很多人都对变法保持了足够独立和冷静的思维，甚至于所谓的新旧两派有时候也是在相互转换，而他们其实并不愿意别人将他们定性为某个派别，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脑子和眼睛去思考和看待新法，比如说此时的开封知府韩维。
相信我们不会对这个人感到陌生吧？首相韩绛的弟弟、王安石的好友和推崇者、宋神宗赵顼早年的王府幕僚兼老师，可以说王安石能够入京为相乃至于历史上能够有王安石变法这么一回事，这其中韩维可谓是“功不可没”。这样的一个人看上去应该是一个铁打的新法派吧？而且，自变法以来，韩维也是一直站在王安石这边，在反对派眼里他韩维简直堪比东汉末年引董卓入京平乱的何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保甲法出台之前，韩维一直没有说过王安石和新法的半句不是，但沉默有时候并不代表着默认或赞同。对于王安石所推行的这场变革运动，韩维自有他的看法和解读，而正如王安石的那位已经被贬出京的好友吕公着一样，韩维在这个时候也发出了自己的疑问：宋朝确实需要进行改革，但真的有必要来一次将整个社会的构架全部扫荡或洗涤一遍的革新运动吗？变法之前的宋朝真的就是一无是处吗？尤其让韩维感到不解的是，你王安石想要通过变法让国家走向富强，可类似于保甲法这种法令与国家富强又有什么关联？
相较于王安石近乎理想主义地认为可以通过保甲法让宋朝的广大农民兄弟形成一种全民尚军尚武的精神继而强化宋朝的国防和武装力量，韩维却对保甲法另有一番认识和解读。很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他和王安石的所思所想以及所见所闻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在韩维看来，保甲法非但不能实现王安石的那一番意图和宏愿，反而是在祸害百姓进而搞得民间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拥有保丁的家庭怨声四起。
此话又是从何说起呢？原来，在保甲法开始实施后，韩维很快就得知和发现了保甲法在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扰。
说到这里我们先按一下暂停键，这里有一个问题：农民到底有没有战斗力？
这个问题或许问得有些愚蠢，自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往往都是拜农民起义军所赐，所以说爆发的农民无疑是具有极强的战斗力，但事实上纯粹的农民起义军都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乌合之众。在很多的历史战例里，政府的官军在与农民军作战时经常能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做到以一敌十，原因何在？答案是农民军普遍没有什么纪律性，而且他们只能打顺风仗，而不能打恶仗，在这种情况下人数越多反而越是能坏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前面一倒，那么后面就是跟着躺倒一大片。但是，如果他们能在数年时间里大旗不倒且开始吸纳进一些职业军人做将领并施行精中选精，那么他们的战斗力就会猛然暴涨。反之，他们就会一直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比如说东汉末年把各路大小军阀养得肥肥胖胖的黄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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